我第一次拜见张澜老人---张澜网(张澜纪念馆)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古人说得明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今人也说得明白。古人与今人话虽不同，揆其意义则一：人海茫茫，相遇何缘？天下滔滔，相知何契？当我初中毕业，时近抗日战争末期，即因家贫辍学，便从川北农村去成都图书馆自修。自修有如“修行”，生活似苦行僧般清苦，攻读似苦行僧般刻苦。然而，自修毕竟不能与世隔绝，窗外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现象和反动本质，形成严峻的现实逼人而来，终使我不能安坐于图书馆内，愤懑之情集于笔下，从此开始给《华西晚报》写了一些呼唤民主、向往自由的杂文。《华西晚报》为民盟所办，在大后方的影响颇大。当时在成都的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和曾留法勤工俭学的民盟老中委(后为民盟中常委)杨伯恺长辈，以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丰富经验，居然看出了我的语法不通的杂文中的意蕴，认为“孺子可教”，便约我单独去拜见我所敬爱的张澜先生。
那时，我已耳熟张澜先生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小子何幸，能于卑微之中承时贤之招，孺慕之情难已于言。张澜先生卜居成都九眼桥培根火柴厂内，经他的三女张淑延同志领着我从左侧门绕过几畦菜圃来到客厅，我的心禁不住扑扑乱跳。客厅显得十分简陋：既无清供陈设，也无书画高悬；一张旧方桌，上面扣放着几只土陶茶杯，几张粗糙的竹椅排列在厅内。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居民家中的寻常之物；而所有这些，都曾用来招待过不寻常的国民党的元老，共产党的嘉宾，社会上的耆宿，国际间的名流。张澜先生浮泛着慈祥的笑容出现时，我不胜诚惶诚恐，手脚失措。他去笑着说：“你也是我们川北吃糜(阴平音，形容细小)儿红苕长大的吧！？”经他这么一说，使我倍感亲切，开始改变了拘谨的窘态。当他问过我的自修收获后，又问我何以要写争取民主、自由的文章。我的回答很坦白：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也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他严肃地点点头，有些口吃地说：“所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要求。但是，我们首先要想到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老百姓有出路有前途，个人才有出路和前途。我们就是要为老百姓争民主，争自由，要让他们当家作主。他们当家作主了，国家也就得治。“这一番言近旨远的教导，使我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称是。
张澜先生却说：“要争民主，争自由，要使老百姓当家作主，在中国却不是容易的事。中华民国的招牌挂了三十多年，哪里是民国，实际是官国，中华官国。陷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中的是官，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也是官。民不作主，国将不国。只有国家民主了，自由了，才有国家的兴旺发达。我们要爱民主、自由之国，要爱独立、富强之国，这就需要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冒险犯难，为民请命。你这个青年，就要有这种精神，这种抱负！”他掀动长髯，神情凝重，一番忧国忧民的肺腑之言，同样也感我肺腑。
张澜先生继续说：“现在，看一个青年是否有作为，首先看他对国家的命运是否关心，对老百姓的命运是否关心。你勤奋自修是好的，是有志气的表现。但是，不能‘闭门造车’。你要走进争取民主的行列中来，扩充你的见识，增长你的学问，所造的‘车’更能一日千里，于国于民大有用处。”他以炯炯的目光注视着我，点化着我，期待着我，使我可塑的人生观渐趋坚定。
这时，张澜先生的小儿子张仑驾着双拐，追逐么妹张惠延，穿过客厅，嬉戏而去。（后来我得知张仑患骨结核，竟因张澜先生清贫自持，无钱医治，虽使自己的爱子锯掉了一只脚，仍不免早殇，益见张澜先生的操守之卓绝！）张澜先生略为停顿，又强有力地教导我说：“要走进争取民主的行列，就要学习孟夫子的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能百折不挠，至死不渝。你年轻，跑得动,要在争取民主的行列里跑步前进，使民主政治早一天在中国实现!”我深深感激张澜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夙兴夜寐，不敢懈怠！为使他老人家及时休息，我恋恋不舍地谢别了。临别，他要我同杨伯恺同志密切联系，我终于经杨伯恺同志(杨伯恺同志已于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壮烈牺牲）的介绍，秘密参加了民盟，初步告慰张澜先生对我的期望。
本来，我对现实的不满，对民主的追求，不过是义愤所至，感情由之，仅仅停留于感性阶段。这次经过张澜先生的循循善诱，使我如沾化雨，滋润心田，如坐春风，心花怒放，视野为之开阔，思想为之升华，以致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即便家破人亡，备受迫害，我亦“虽九死其犹未悔’！后来我写了七律一首，以纪其事：

嘉陵江畔一老人，长髯三尺白如银。

见面拜时惊长幼，倾心谈处忘卑尊。

谁伤小子落拓甚，端赖老人教诲谆。

从此登程无反顾，荆棘塞途天地新。

《回忆与怀念》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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