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胜利后，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协助、配合中国共产党，经艰巨斗争，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人民的各种自由的保证；党派平等、合作；及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为主要内容的《双十协定》。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张澜“老成谋国”。这一斗争绝不像最近的一部重大题材电视剧所描写的，民盟和张澜一心只想无原则的通过喝茶、看戏捏合国共两党，甚至编出“将相和”这样的昏话。
就这段历史，我特意聆听了我的姑姑张茂延（张澜长女，近百岁高龄的历史老人。她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前，张澜在上海期间，她一直在张澜身边工作）就这段历史她是这样说的:
1946年1月10日，中共与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密切合作，积极配合，迫使国民党按照《双十协定》要求，召开了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经过21天的共同斗争，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案，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贯坚持的训政法统和一党专政，是基本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的。
   1946年5月，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民盟总部陆续迁到南京。张澜暂未去南京，一方面患病，另一方面，抗战以来，张澜和蒋介石谈话十次上下，直言国事，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特别是政协决议刚刚通过，国民党当局便制造了一系列血案和反共反民主的事件，执意内战独裁，使张澜极为愤慨。他决定暂时退出和谈，也是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一种无声的抗议。后来，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劝他早日赴南京，他说：“既然要打，我来南京何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攻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得意忘形的蒋介石公然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为了从政治上孤立中国共产党，分化瓦解民主党派。他妄图诱使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人士（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等）提出参加国大的名单。由于在这些人士中，确有人很糊涂，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有的甚至想从中捞一官半职。因此，民盟和第三方面人士就有了上当受骗的土壤。
为此事，11月11日上午，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交通银行开会，张君劢建议：由第三方面与国民党政协代表一起写一封信，信上大家一齐联署（类似双方的协议），说明几个要求：一、国民党保证将国民大会延期三周；二、须按照政协程序先改组政府，国民大会由改组后的政府主持，一切问题谈好后，第三方面交送全部名单并保证出席；三、三周谈不好，仍是分裂的国大，第三方面仍不参加；四、信上署名就算是提送保证名单，并不另提名单。大家都同意了，签了名。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六位民盟中委也都签了名。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走出来后，突然想起旧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张澜有约，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采取一致步调，于是同去见周恩来。不想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共产党与国民党谈了几十年都没有谈好，一个月怎么能够谈好？按照政协决议规定，应先改组政府，然后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违反政协规定的程序，企图骗取名单，实际上仍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并特别指出：“尽管你们写的是信，国民党就认为是第三方面提了名。”三人听了才觉得大事不好，惹了祸。又匆匆赶回交行，涂掉他们在信上的签名（即所谓“涂名事件”）。然后，由五位社会贤达带着函件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明有哪些人涂名，才知道民盟没有受骗。
   11日当天，周恩来知道信函涂名之事后，出席了第三方面聚谈会，严肃地批评了第三方面的朋友。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听后，大放厥词：“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另一青年党代表陈启天也讽刺民盟说什么“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周恩来反击道：“不对，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鸡吃人民的粮食，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而且帮助农民生产粮食。当牛后是光荣的，当鸡口是可耻的！”当时，没有其他人出来支持周恩来。
后来，张君劢单独召开民社党会议，步青年党的后尘，向蒋介石卖身投靠。此时，内外责难很多，大有瓦解民盟之势。

二

   11月12日，周恩来来到思想乱成一团的民盟总部，对沈钧儒等人说：“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及时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负责秘书长工作的周新民立刻用电话向远在重庆的张澜请示，张澜接电话后，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接着又叮嘱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周恩来听了张澜在电话中一锤定音的指示，才放心离去。当天下午和晚上，张澜又两次打去电话，再三叮嘱：“民盟决不能参加国大！”对张澜的指示，民盟总部随一致表示拥护，无一人投反对票。张澜在重庆得悉《新华日报》公布了民盟正式拒绝参加国大的消息后，高兴地说：“今天晚上可以安逸地睡一觉了。”
    1981年李维汉在民盟中央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时，还意味深长地回忆说，当年民盟是否参加一党把持的国大，张澜从重庆打来电话，“稳定了动摇、犹豫者”，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
董必武后来批驳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污蔑民盟是“共产党尾巴”：张澜等在中共未成立前，早就致力于民主宪政运动了。事实上，张澜早在五四运动前，就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
   第三方面人士聚谈会中的发言也表明，民盟领导层和第三方面人士的思想是不稳定的。民盟重要的中委们也自感“镇不住纸”，第三方面代表人物之一李济深明确指出：“表方（张澜字表方）不来，一切失去了中心！”张澜的老友，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也催促张澜：“宁、沪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