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澜先生的知行合一
《说仁》《说义》是张澜先生1942年4月5日70岁生日时正式刊行的两篇著作。
其时，中华民族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虽明面上承认国共合作，暗地里却始终不断制造国共摩擦。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蒋介石还通过宣扬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思想和传统仁义道德，来强化法西斯统治。
作为国民参政会中的中间派人士的张澜先生，深感“国家之阽危，政治之窳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他在亲自创办的南充建华中学，提出“建华”首先要“建人”的办学理，强调弘扬正气、培养学生爱国爱民的精神。
他对传统儒家理论进行了正确的解读，他在亲自讲授的课程中，孜孜不倦地教导广大学生要懂得真正的“仁”和“义”：“考春秋之法，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故欲其毋自私自利，而能弘爱人利物之用也，则与之言仁；欲其有廉耻气节，而能严立身处世之责也，则与之言义。”
这课程的讲稿后经反复修改整理，由张澜先生的学生集资在其70岁生日时正式以《说仁》、《说义》为题刊行，前者8700字，后者4700字。“立言为彼时之心声，立言亦为彼时所视之历史”，张澜先生《说仁》、《说义》中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和阐述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
《说》分别介绍了孔子、墨子和孟子关于仁的观点。
对于孔“仁”，先生着重叹悟他的个人品格，“有志救世者，其必体天地师生之德，而以存仁心、行仁政为急务，以求得世界之和平也”，“盖志士仁人能实见理之是以为当死而求生，虽偷息百岁，内咎神明，当死而即死，虽致命一朝，长留正气”。
对于墨“仁”，先生推崇他的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言仁，重在兼相爱交相利而达于大同”，天下无不治也；“考墨子所言，与《礼运》无不同者，其推及兼相爱交功效。至于大同，盖兼近代之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而有之。如墨子之言仁，诚政治教化之极则也。”
对于孟“仁”，先生特别赞颂他的为政之道，“省刑薄税”，“如欲平治天下，舍此奚由。”综合以上，先生毫不含糊地表达出好政治所应该具有的政治气象：“为政之要，在仁民”。如若“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后世之蓄志侵略人国，残民以逞者，故在所必诛也。”犀利的笔锋直指国民党当权者实况，如一柄援集“经子旧说”而刺向虚伪野蛮之时政法统的利剑。
《说义》则给“义”进行了定义和分类：义即天理之所宜，义为天地严凝之气，义含法制之意。义必有耻，耻之事最大者莫如，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居尊处贵，但知食禄；凭借权势，贪利无厌；歆羡富贵，枉道以求。义必有节，何为有节？不枉己、不辱己、不学妾妇之道、不震惊势位、不作乡原，不媚世，不合污。《说义》之所列各种无耻
无节，无一不直击当时国民政府的时弊。
作为一名刚正不阿且充满智慧与英气的民族民主战士，张澜先生无时无刻不在战斗的精神及不畏强权、忧国忧民的情怀，都跃然纸上。
黄炎培先生在《说仁》、《说义》新鲜出炉暨先生七十寿辰之时，为其题诗云：“利病珍良苦，扶危仗后凋。休休尊一老，谔谔耻群僚。刚正由无欲，弥缝使弗浇。只因仁者寿，元箸拜超超。”黄炎培先生的诗既毫不吝墨地赞颂了先生的君子风度与高风亮节，同时亦清楚指明它对时弊的猛烈抨击。
张澜览后也自谓说：“可见余之所缅与所怀也。”其“所缅所怀”就是“使顽廉懦立，能存天地之正气，保国家之永存。”
为此，文章中有一段话直指要害：“当外患凭陵之时，正有赖于人民之群起御侮，可是国民党不仅不修明政治，爱民惠民，反而惟之贱下，只求仓廪府库之充实，只求发国难财，而不恤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这是有明确针对性的！
中华民族彼时已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可是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不以国家民族为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更有汪精卫等一批无耻之徒叛国投敌，张澜是要对那些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损人利己者言“仁”；对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实质鲜廉寡耻之人言“义”。
《说仁》《说义》还宣传了社会主义的进步，给生活在萧索政治气候中的国统区人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同时也使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获得新的活力。
《说仁》《说义》的诞生于当时无疑是一场澄明的及时雨，张澜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缜密的逻辑和通达的睿智拨开了时事的浓雾、洗濯了时世的污浊，不仅使人们对传统仁义的意义有了更清晰更明确的认知，还更使人们坚定地意识到只有真正为国家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才是仁义之党。
最受其启发和泽惠的当然是张澜先生的学子们，“正末俗之衰颓，育真才
发表日期：
2025/03/31
来源：
微信公众号：云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