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在《晨报》的社会主义讨论
贾德灿 伍定明
1919年春夏之交，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势开启中国革命新纪元。而在这场伟大爱国运动爆发前一周——4月25日至5月3日，北京《晨报》副刊“自由论坛”栏目在6天内连发5篇文章，形成在报刊上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公开大讨论。
这场讨论绝非偶然，它是由时任四川省省长、《晨报》常务理事张澜牵头，李大钊、蒲殿俊精心组织，梁乔山、王光祈等积极参与的思想启蒙活动。依据1919年《晨报》原版报刊、张澜晚年亲笔回忆字条、《张澜文集》《张澜年谱新编》《张澜年谱长编》，以及任乃强、卢子鹤、倪平欧、杜象谷、蒲耀琼等亲历者与家属口述史料，这段长期被忽略的史实确凿可信。它既是张澜从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探索者的关键标志，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影响、探寻救国道路的历史见证。
为新思想开辟舆论阵地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黑暗深渊。1918年5月2日，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张澜到达北京，向北洋政府述职。当局以川事非短期所能了结，命他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其间，张澜目睹北洋军阀假借“护法”之名，行争权夺利、鱼肉百姓之实，对内残酷压榨，对外妥协退让，彻底认清旧官僚、旧军阀、旧制度无法救中国，将一线希望寄托于新思想、新主义。
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极大震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北京思想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各式社会主义思潮涌入，新旧思想激烈碰撞。
张澜虽年近五十，却虚心求新、刻苦学习，迫切希望找到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新主义。据倪平欧、杜象谷回忆，张澜听闻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学说后极为震撼，四处搜寻书籍阅读，但北洋政府严令禁止传播“过激言论”，市面难以找到相关著作；他又不通英文，无法阅读外文资料，一度深感苦恼。后来张澜得知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收藏大量新思潮书籍，便主动约见、登门求教，多次前往王光祈住处阅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思想深受触动。
1918年9月，北京8家报纸因刊载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大举借款的消息被北洋当局查封，其中包括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这给了张澜改造舆论阵地的契机。同年年底，张澜以四川省省长的身份与社会声望，接管《晨钟报》并改组为《晨报》，出任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全部实际工作，掌握办报方向、人事与财政大权。
张澜聘请思想开明、拒绝高官厚禄的蒲殿俊担任总编辑。当时蒲殿俊曾被拟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他因对当局彻底失望，决意脱离政界，放弃高官厚禄，专心办报，以笔名“止水”发表文章，鼓吹言论自由、妇女解放与社会革新。与此同时，张澜力邀李大钊主持《晨报》副刊第七版，全面推动副刊革新。
在张澜的全力支持与政治庇护下，1919年2月7日，《晨报》副刊正式改版，增设“自由论坛”“译丛”“世界新潮”“劳动问题”“马克思研究”等专栏，公开介绍新思想、新思潮、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改版首日，李大钊即发表《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指出世界已进入社会革命新时代。
此后，《晨报》副刊连载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全译本、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等重要著作，成为五四时期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副刊之一。据张澜学生任乃强回忆，1920年初，他经张澜介绍到《晨报》从事校对工作，亲眼所见《晨报》印刷所承印《新青年》与《新青年社丛书》，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物质支持
开启社会主义大讨论
1919年4月，国内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五四运动一触即发。张澜、李大钊、蒲殿俊经过周密商议，决定利用《晨报》副刊“自由论坛”栏目，以书信往来论战的形式，发起一场公开的社会主义讨论，向社会大众普及社会主义知识，直面“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
此次讨论议程清晰，均见于《晨报》原版：4月25日发表梁乔山《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发起讨论；4月28日发表《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提出中心观点；4月29日至30日发表若愚（王光祈）《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5月2日发表梁乔山《梁乔山先生再致某君书》，5月3日发表若愚（王光祈）《社会主义派别》，进一步深化讨论。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晨报》版面全面转向运动报道，这场讨论暂告一段落。5月5日，《晨报》副刊增设“马克思研究”栏目，刊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传播推向更深层次。
参与此次讨论的五位核心人物均有留日背景，求新、探索、进步是共同特质：1919年，张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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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2026年05月07日
来源：
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