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辛亥革命前后的风云人物，被后世并称为“川北三杰”。
三人命运的首次交汇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在这场历史转折关头的斗争中，涌现出三位杰出的领袖人物：蒲殿俊、罗纶和张澜。
三人都在19世纪70年代出生于四川顺庆府（今南充、广安一带），年辈相若，所受文化教育大体相似。不过，三人虽同处川北，但家境悬殊：蒲氏家族广置田产，祖父为廪贡生；罗氏家族农商兼营，罗纶的父亲以“侠义乐施”闻名乡里；张澜之父仅靠四亩薄田与私塾微酬维生，常需佃耕补足生计。
三人早年皆参加科举：张澜18岁中秀才后止步科场，罗纶25岁中举，蒲殿俊更在1904年高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之后，他们不约而同选择赴日留学。张澜1903年入东京弘文学院研习师范教育，蒲殿俊1904年进入法政大学专攻宪政，这段经历使他们目睹明治维新的成效，萌生“教育救国”“立宪强国”的理想。归国后，蒲殿俊在清廷法部任职，暗中推动宪政；张澜创办川北首个女塾——端明女塾，用日本带回的标本仪器开展科学启蒙；罗纶未出国，在家乡兴办新式学堂，培养革命火种。
1909年四川咨议局成立，三人命运首次交汇：蒲殿俊高票当选首任议长，罗纶任副议长，张澜虽被公推为议员，却以“清廷立宪无诚意”为由坚辞。这一选择预示了三人未来不同的政治路径——蒲殿俊、罗纶试图从体制内改良，张澜则更倾向于革命突破。
保路运动中的生死同盟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实将川汉、粤汉铁路权抵押列强。川人群情激愤，张澜、罗纶、蒲殿俊三人挺身而出，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内，3421名股东代表推举蒲殿俊为保路同志会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张澜任特别股东会副会长，拉开了保路运动的序幕。蒲殿俊登台疾呼：“川汉铁路乃川人节衣缩食所筑！路存则川存，路亡则川亡！”台下万人应和，血书与捐款如潮水般涌来。罗纶手持铁皮喇叭奔走呼号：“今日争路权，明日争国权！”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的《同志会章程》原件显示，入会者需按指印立誓：“同心保路，九死无悔。”在危机面前，三位理念不同的知识分子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8月5日的特别股东会上，署理川督赵尔丰厉声恫吓：“保路废约，未免不智！”话音未落，张澜拍案而起：“川人自筹路款，路自可保，约自可废！”这番辩论被密电呈报至清政府，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9月1日，股东会决议全省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商铺闭门、学堂空荡，成都街头甚至出现乞丐誓言“不行乞”、酒楼声明“不接客”的奇景。
9月7日，赵尔丰设计诱捕9个人，张澜、罗纶、蒲殿俊皆被囚。张澜怒斥赵尔丰：“尔丰欲以刀锯鼎镬惧川人耶？头可断，约不可废！”据成都将军玉昆密奏，蒲殿俊在狱中写下《绝命书》：“愿以颈血醒川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次日，数万民众围堵督署请愿，赵尔丰悍然下令开枪，32人当场毙命，史称“成都血案”。
三人在被囚期间，通过密信指导全川142州县成立同志军，最终促成11月27日四川独立。在张澜撰写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首次提出“建立共和政府”的主张，比武昌起义早20余日。
1911年12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张澜出任川北宣慰使，川北三杰的政治生涯达到巅峰。
殊途同归的历史境遇
辛亥革命胜利后，三人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向不同方向。
蒲殿俊因书生治军经验不足，执政仅12天即遭遇新军哗变，都督府遭劫，黯然辞职。他留书自省：“保路之志已酬，治军非吾所长。”此后蛰居北京，转型为报界巨擘。1918年，蒲殿俊接掌《晨报》，提拔李大钊、孙伏园等进步文人，力倡新文化。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蒲殿俊顶住压力刊登《北京学生宣言》，报纸销量骤增至日销两万份。编辑李大钊提议宣传马克思主义，蒲殿俊坦言：“吾虽不解其学，然新思潮如大江东去，不可阻挡！”同时，蒲殿俊还创办中国首个戏剧专科学校，培养出欧阳予倩等人才。
1934年，蒲殿俊病逝于北平时，仅女儿蒲耀琼侍疾在侧，晚景凄凉。晨报社同仁整理他的藏书，发现日文版《资本论》批注达137处。为此，张澜特撰挽联：
耆英信江汉炳灵，世载任高谈：子瞻前辈，诸葛后生，才识学皆堪竟爽。偏折翅九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