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成都大中学生抗议国民党地方当局武装镇压市立中学学生的暴行，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大示威，这是有名的“双十一运动”。如果说“双十一运动”是打破成都地区学生爱国救亡运动沉寂多年的一曲凯歌，那么五大学“国是座谈会”，便是“双十一运动”的前奏。它是蒋介石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以来，成都学生民主救亡运动的第一声炮响，它为“双十一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积累了斗争经验；同时为以后一幕接一幕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作了思想准备。

（一）面临艰难的时局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盟国反法西斯的太平洋战线反攻前夕，是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倾其全部兵力，对我国作一场孤注一掷的疯狂进犯。正面作战的河南战区军事长官汤恩伯一退千里，溃不成军，豫湘渐沦陷。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政治、经济、财政无不出现重大困难。毫无疑问，全国上下对国民党政府的责难也随之加码。这首先反映在当时唯一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们以前所未有的愤慨，对有关部门进行了严厉的质询和露骨的批评。同时报章与舆论界纷纷发文追查中原会战大溃败的责任，喊出“杀汤恩伯以谢国人”。国民党当局在这万分危殆的时局面前，表示引咎自责。这都是以往没有见过的。

（二）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

民主宪政运动无疑是抗日救亡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又名林祖涵）代表党中央提出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政府、各抗日部队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组成各抗日党派团体的“联合政府”，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在国防最高会议下，正式设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民宪》《国讯》《新华日报》《解放》《新中国日报》等报章杂志，不断刊发关于宪政的讨论、研究、宣传文章，要求国民党早日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成都地区的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经常集会宣讲宪法、民主；金陵女大、燕京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先后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国民党人也竞相成立“国民宪政研究会”，虽然唱的是另一个调子，却也给滚滚的民主洪流推波助澜。因而造成了人民敢于说话的有利时机。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谁敢再阻止学生不谈国事哩！

还需说明，在三次反共高潮以来，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特务统治，除了已关禁着大批共产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外，还不断地在大后方搜捕党的地下工作者，各大中学还没有由几所学校联合起来过问国家大事的先例。为此在成都的中共地下党要掀起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还得注意策略，谨慎从事，因而选定以“民主政团同盟”为掩护来开展各种活动，自己则身居幕后。而这时，“民盟”尚未在大学发展组织，但“民主政团同盟”成员之一的青年党，在大中学里却有一定的力量。因此，地下党便设法利用青年党来为学生运动开路。早在“国是座谈会”的前半年，地下党便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活动了。地下党员、燕京大学学生王文新、崔嵬多次秘密地去到青年党领袖之一的李璜家里（李因避日本飞机空袭疏散在西郊光华村附近的四家村），请求指导开展成都的学生运动。李要王文新、崔嵬向华西大学哲学历史学系学生汪克永（青年党党员）联系，共同研究商量，因此王文新、崔嵬、王晶垚等便与我挂上了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