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培育英才的张澜先生
吕光光
张澜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澜幼年随父耕读，勤奋好学，于23岁中秀才，补廪生，这时候他熟读《二十四史》，深知中国历代兴亡之理。父亲逝世后，他继承父业，先后执教于南充乡塾，适戊戌政变失败，为求改革教育在广安紫荇书院教新学。1902年被选人成都尊经书院深造，攻经史，学业更加精进。
1903年，顺庆府和南充县筹办新学。张澜因品学兼优被教谕骆文廷选送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由于愤恨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凌，并鉴于日本的维新富强，进而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退朝，还政于光绪以变法维新，因而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要将他押送回国。因日本学校为其辩解，才允许学成回国。
张澜回国后，1905在刚成立的顺庆府中学堂任正教习。他参考日本的教育制度，学校重新订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受到四川学台衙门的重视，被调任四川游(留)学预备学堂的学监(训导长)。这所学堂的学生，多为世宦子弟，游学目的在于“镀金”，以便日后混迹官场，因而学风不正，极为颓废腐败。张澜大加整顿，形势大变，学风蒸蒸日上。这样，他和当时成都主办新学的著名教育家熊焘等六人，被誉为成都教育界的“六君子”。1907年夏，成都各学堂举办学生运动会，维持会场秩序的警察与学生发生纠纷，甚至殴打学生。张澜代表各校教师，向巡警道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肇事的警察。巡警道拖延不理，他愤而辞职。
张澜回到南充，创办了民立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南充县高等小学，兼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校长)。他主张妇女读书，创办端明女塾，提倡妇女天脚，开四川教育革新和妇女解放的风气之先。在教学中，他着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他认为新的科学知识，是富国利民的先导；循此而进，必然使爱国维新思想大为激扬。为传授新的科学知识，他把自己回国时苦心搜集的科学书籍、挂图、资料、世界舆图、地球仪等等，罄其所有，献出供学生学习，使学生开阔了眼界。他本来擅长经史词章，为使学生学到科学知识，他却改教格致学(自然科学)，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认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先要掌握外国的语言文字；要掌握外国的语言文字，须从小学开始学习。为此，他特别聘请日本教师来到偏僻的川北教授日文。他从小学开始，就教育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这种培育人才的苦心，使闭塞的川北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在此期间，朱德曾从仪陇县乡间，来顺庆府中学堂肄业，深受他的教益。从此朱德师事张澜，执礼甚恭。40年后朱德回忆当时的张澜先生，说他既反帝国主义又反封建皇帝。
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成立大汉军政府。政权初建，各地局势相当混乱。张澜受命出任川北宣慰使，廉洁奉公，为民除害，任人唯贤，万众归心。在百废待举之时，他又创办南充县立中学校。他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认为尊重学生的自尊心，才能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才能培养学生的进取心。认为每个人首先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才能尊重他人的人格。尊重他人人格的人，才能平等待人，真正处人；尊重自己人格的人，才能洁身自好，真正处事。新生人格的人，必然重视国格，重视民族气节。因此，在盛行体罚学生的旧时代，他强调说服教育，废除体罚。他很重视“因材施教”，在学业上尽量发挥学生的所长。他向来反对学生读死书，要求学生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心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
民国初年，当张澜在北平(今北京)任国会众议员时，察觉袁世凯妄图称帝，依附日本帝国主义，即断然抛弃议员的要职，离开北平，返南充继任南充中学校长。为作讨袁的准备，他在南充组织学生军训。蔡锷在云南起义，护国讨袁，他即联络南充驻军宣布独立，响应蔡锷的起义，加速“洪宪”王朝的覆灭，恢复共和。在讨袁护国的斗争中，他使青年学生得到锻炼，并作出了贡献。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张澜躬逢其盛，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潮，支持新文化运动，同情学生运动。他的好友王光祈给他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书籍，社会主义思想对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出任北平《晨报》社常务董事与湖南梁乔山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发表政见于《晨报》上。李大钊、瞿秋白均参加《晨报》的编务。由于他在《晨报》负责实际工作，支持李大钊、瞿秋白等在该报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并资助瞿秋白以特派记者名义去苏俄考察。当时，《晨报》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密切配合，《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许多革命进步书籍，即由《晨报》印刷所代为印刷出版。对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文章和消息，《晨报》时有转载和报道，予以高度评价，称赞“它办得很有价值”。在民主与科学问题的宣传讨论上，《晨报》更是不遗余力，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这就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都视《晨报》为自己的言论机关，许多学生领袖经常来报社访问；甚至经受十月革命洗礼、来自列宁故乡的苏俄读者，也来报社访问。张澜总是尽可能亲自接待，这使他广泛地接触了革命的、进步的各界人士。当时《晨报》所起到的社会教育作用，早为大众所公认。他还嘱咐他的好友鲜英在重庆创办《新蜀报》，先后聘请肖楚女、陈毅、漆南薰等主持笔政，宣传民主与科学，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对西南地区的思想战线，发挥了启蒙的作用。
张澜在五四时期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积极支持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和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华法教育会发动中国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其中很多人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由于经费困难，华法教育会难于将赴法的学生输送出国，有些地区(如西南)的组织工作已濒于停顿。在重庆组织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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