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与吴玉章的一次谈话
于 刚
吴玉章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段回忆》中记述1946年他在重庆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接触情况时写道：“张澜自8月18日在成都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被特务殴打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益增不满。”10月初，张来重庆，吴老与他经常见面，关系十分密切。
那时候，蒋介石正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并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已经向解放区疯狂进攻了三个多月。10月11日，蒋介石攻占了张家口，悍然宣布定期11月12日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与此同时，他又制造了一场假和谈的烟幕，企图蒙蔽群众，拉拢当时的“第三方面”参加一党国大，以达到使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陷于孤立的目的。当时“第三方面”包括民主同盟的朋友们也的确为调解国共之间的斗争，进行了一段紧张的奔走。11月8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坚持停战协定、实施政协决议的主张，宣布如期召开“国大”。最后形成僵局。蒋介石豢养的走狗青年党和民社党，早就决定参加一党国大，只是为了掩饰丑行，故作姿态。他们表面上佯称是否参加“国大”要“以民主同盟的态度为转移”“将与民盟取一致行动”；其真实用意，就是秉承其主子的旨意，竭力拉民主同盟一同下水。在这个关节上，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一党国大，在“第三方面”来说，确有举足轻重之势。这时候张澜远在重庆，留居南京和上海的一些民盟领导人，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少数人表现动摇。蒋介石趁机加紧对民盟进行分化瓦解。面对此种情况，努力争取张澜坚持拒绝参加一党国大，以稳定整个民主同盟的阵脚，实为争取“第三方面”的大多数，孤立蒋介石及其走狗的关键性一着。
吴老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的代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值此关键时刻，他受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之托，凭他与张澜的多年旧谊，再一次到“特园”走访了张澜。我这次遵吴老之嘱，随同前往。
两位老人在简朴的客厅里促膝谈心。稍事寒暄之后，吴老向张澜表述了党中央的决定态度，即坚持10月17日声明的两项原则：恢复一月停战协定时的军事态势；实行全部政协决议作为政治商谈的准则。吴老仔细分析了一个多月来民盟致力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失败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其独裁与分裂的根本方针。独裁分裂，必然丧失人心。吴老以十分坚定的语气，根据一个多月来的事实发展，证明破坏和谈，扩大内战实为美蒋共同预定的决策。他们之所以邀请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再返南京，继续和谈，其真实用心不过是美蒋施弄的障眼术而已。
两位老人在亲切交谈中获得的共同看法是：坚持或是破坏政协决议，在当前是顺就或者违反人民意志的根本分水岭。坚持政协决议，一切言行对决议负责，势必获得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如果跟着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路子走下去，势必冒天下之大不韪，铸成历史上的大错。两位老人谈话的结果是：召开“国大”，制定“宪法”，是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作为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政党，必须信守自己的签字和诺言，断然拒绝破坏政协决议的举动。因此，决不能参加“国大”。握别之际，张澜先生对吴老爽朗地拍了胸脯：“你们放心!我敢担保我们民主同盟决不会参加这种国大!”
这场谈话之后不久，周新民同志代表民盟各负责人从南京打电话给张表老，报告南京情况，请示意见。表老当时的答复很干脆。他说：民盟绝对不能参加“国大”。根据当时正在南京的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叶笃义等回忆：张表老在答复周新民后，还不放心，又于11月13日主动给周新民两次电话，一再嘱咐：民盟决不可以参加国大。11月15日，“国大”终于开场。留在南京的民主同盟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发表正式声明，拒绝参加国大。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2月1日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所说：“以孤立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为目标而召开的蒋介石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及其所制造的伪宪法，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它没有使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陷于孤立，反而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自己孤立起来。”这就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第1页 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