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张澜撰写《说义》一文，详细阐述了义、利的内涵，外延以及树立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性。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撰写《墨子贵义》一文，对义、利的含义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些文章充分显示了张澜的义利观。张澜的义利观，是一种什么样的义利观，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有何启发教育意义，本文拟在此作一些探讨。
一
张澜的义利观，首先对义的内涵作解说。他认为：“义者，宜也。”“酬酢万事万物之交，恰当其可，无一毫过不及处，故谓之宜。”<1>要求人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要考虑如何做的适宜，能恰到好处，这就是义。另一方面，张澜认为：“义者，天下之制也”，“义亦含有法制之意”，“当于法度则为之，不当于法度则不为。”<2>义要求人们必须按照法律办事，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了上述两条，也就是实践了义。
关于利，张澜认为：“所谓利，就交相利而言之，交相利即是义，以其周宜于人也。利即是义，除利之外别无义。利不利，即义不义之标准。此以道德与实利合而为一者也。两者实相成，而非相反。”“若不思利人，而惟知自利，则别于义，而仅谓之私利。”<3>张澜对利的含义作了具体的分析，关键在于是利人，还是利己；利人则合于义，只知利己则害义。因此，张澜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利，而是将义与利统一起来，做到义利兼顾。
张澜的义利观是一个整体，它包括了以下的内容：
（一）人的一生必须以义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这样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人。人虽然离不开物质生活利益，但不能专门为了谋取私利，贪图个人享乐而生活。张澜指出：人“生必合于义，生亦不能离乎利，特不能专为利而生耳。合于义之生，是充实其精神生活者也；专为利而生，是陷溺于物质享受者也。偏于物质享受，而离弃精神道德，则嫉忌之心必生，争夺之祸必起。”<4>张澜的义利观首先强调了人生必须合于义的重要意义。如果违背了义的要求，离弃精神道德，陷溺于物质享受，汲汲于追求个人利益，不顾廉耻，到处钻营，那就是唯利是图的私利观，而不是正确的义利观。
（二）在合于义的原则下，通过正当途径，积极提高物质生产，从而改善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也是必要的。人们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力求物质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高，生活环境的积极改善。所有这些，正是整个社会人们交相利而形成的。所以，张澜明确指出：“如专言义，而遂以言利为大戒，则将何以使人养生送死无憾?”“人既有生，何能去利耶?”<5>这种物质利益，正是人们所必须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条件。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愈来愈高，力求改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基本条件，积极促进社会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迈进，这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标榜“仁义”而讳言财利。特别是到了宋代的儒者，完全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对社会生产力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当然，人生在世，也不能一切为了追逐私利，成为利欲熏心，置国家和集体利益于不顾，其结局也是十分危险的。“是舍义而徒生于利者，终必害其身也。”<6>如何做到义利两全，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张澜所主张：“生与义利相调和，斯可谓善也。”<7>
（三）义与利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与处理。所谓义利统一的一面，是指利“全是利人，所以利即是义，亦即是以义为利。”<8>这就是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机集体。国家富强了，集体的利益发展了，其中包括的个人利益也必然随之得到充实与提高，正是“大河涨水小河满”。这样，义利就达到了统一。如果只顾个人利益，完全不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两者必然会发生矛盾。正如张澜说的：“若不思利人，而惟知自利，则别于义，而仅谓之私利，以其与义相反，而常至害义也。”<9>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小我应服从大集体。“见利思义”，取之有道。
张澜义利观的思想基础，是植根于儒墨两家的哲学思想，并吸取两家的精华而融会贯通的。儒家所主张的义与仁是分不开的。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10>“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11>仁是人的内在自觉，侧重于内心修养；义则表现为行动，更强调实践的内容与途径。张澜认为：“义本之仁，则发无不善；仁节以义，则施无不宜也。”<12>人在社会实践中，任何行动都表现着义或不义，是走的正道还是邪路。张澜吸取了儒家对义积极因素的方面，因而认为“义者，宜也。”但对于儒家主张“罕言利”<13>,强调“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4>，则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因而认为“人既有生，何能去利也。”如果只讲精神道德，忽略物质生产和功利，势必会影响和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因而他又吸取了墨家的一些主张和积极因素。
张澜吸取了墨子阐述义利的精髓部分。墨子主张：“万事莫贵义”<15>；“义，利也”<16>；“义可以利人，故曰以天下之良宝也”<17>。墨子重视的首先是他人之利，而不是个人的私利，即“利乎人即为，不利乎人即止”<18>。张澜认为墨家所主张的义利观比之儒家的更为积极、全面。因此，张澜“数年来喜读《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