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我随民盟总部飞往南京，住在蓝家庄和高门楼。蓝家庄和高门楼都在特务们的视线范围之中。好在主席张表老(张澜号表方)、沈衡老(沈钧儒号衡山)、史良大姐、黄任老(黄炎培号任之)等常委住在上海，章伯钧农工党的机关也在上海。许多常委如陶行知、邓初民、张君劢、罗努生(罗隆基号努生)也都在上海，因此中常会也常到上海去开。表老有时回成都，有时来上海;他的住处有张云川、叶笃义、陈新桂等陪住。所以民盟总部的政治活动都在上海。上海的盟员尚丁等经过了沦陷时期艰苦的地下活动，这时半公开成立了民盟上海市支部，由章伯钧兼任主任委员。二中全会后，民盟上海市支部改选，由王绍鏊任主委。当时只有一百多人开会，我也参加过他们的会议。
1947年5月份，周新民同志要到上海去接收马思南路周公馆及中共在上海的一切财产，也要我去帮忙，并叫郑雁在三楼帮助清理杂物。上海不同于南京，一切都要负法律责任。黄炎培要分些在外滩的新华印刷厂的房屋，宋庆龄也要了一栋房子。后来，这里就成了民盟的中央机关，由辛志超负责管理机关事管饭食，干部没有工资，来住的人多，吃饭的人也不少。
3月7日，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被迫限期从南京撤退后，内战的烽火已遍地燃烧。国民党反动派下令于3月17日进攻延安。令人十分担心的是:大批撤退的同志在枪林弹雨下是否能平安到达延安?而且十天中胡宗南、阎锡山的军队已奉命包围延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主席很巧妙地做了战略转移，所以敌军进了延安，只扑了一座空城，胡宗南还虚报大捷，蒋介石以为共产党真被消灭了，不料不到月余时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又胜利地回到了延安。当时我们也不曾预料到会这样快，会有这样好的消息，还在忧心忡忡呢。在上海的各民主党派自中共代表团撤离后，都感到群龙无首，很不方便，民主建国会的一位中委说:“大哥走了有二哥，我们去找民盟吧。”
民盟二中全会曾决定成立一个政治设计委员会，聘请盟外人士参加，于是在南京蓝家庄开了个成立会，公推施复亮为主任，主持首次会议。当时到会约三四十人，我也去参加了。大家热烈地讨论了如何实现和平与民主的大问题。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已完全失望。当时报纸上发现有主张中间路线的文章，主要是李平心等人写的，引起不少人写文章和他辩论，但也有人拥护，成为上海热闹一时的思潮。我们民盟的人没有参加。
国民参政会还在上海继续开会，民盟的参议员不愿意参加了，但章伯钧仍想参加。他问我，我说“能利用这个论坛，发出正义的呼声也未尝不可”。其实中共代表团不参加了，民盟代表又能起什么作用?章伯钧还是拿不定主意。二中全会后我和王深霖、严佑民、韩兆鹗、冯素陶、辛志超、王一帆都是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的委员，章伯钧为主任，辛志超为副主任，由章伯钧召开组委会，贯彻执行二中全会关于组织工作的有关决议。所以，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民盟二中全会期间，刘清扬从北京传来了美军强奸女大学生沈崇的消息，激起了全国人民抗议美军暴行的怒潮。这使我想起刚复原回上海时，曾听说上海妇女界有许多团体曾发动妇女投票，选举妇女领袖，结果鲁迅夫人许广平一人得票最多，赞成她的有二万多张选票。这是报纸上登载过的消息。我们初到上海，和上海的妇女群众不曾有过接触，一时无法发动反美抗暴运动，于是我和李健生二人就去拜访鲁迅夫人许广平，希望她能号召上海妇女行动起来，抗议美军暴行。她立即表示同意，并愿召开各界妇女代表的座谈会来商讨办法。座谈会由李健生发通知，来的人不算少。会上大家同意举行抗议暴行的活动，但首先要各团体认捐经费，把民盟也算作一个团体，可民盟是拿不出钱的，所以我们也就说不上话，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这才了解在上海不管做什么，动手就得花钱，否则开会时就显得自己很寒酸，谁也瞧不起你。我和李健生又都是失业者，连个筹备委员都选不上。这时，我想起第二步棋，我为什么不先把民盟女盟员组织起来，有了群众基础才好办事。
这时上海已有盟员三百多人，但都已转人地下，不公开活动了。这是因为半年多以来民盟处境恶劣，各地连续发生惨案，牺牲了不少人。我向辛志超要来民盟盟员名单一看，其中上海女盟员有五十多名，我抄下她们的姓名和住址后，就和李健生一起挨家造访，最后，将他们分成三个小组:第一个在北四川路我认识的女同志黄静信家，并以她为组长;第二个在愚园路谭平山先生家，我认识他夫人孙荪荃，并以她为组长;第三个借柳亚子先生家，在公共租界，获他夫人同意，愿意让女同志们定期到他家去开会，组长名字我忘了，是李健生熟悉的农工党员。这三个小组都是在上海有轨电车可以直达的交通线上，每个小组开会我们都能去参加。女同志们看到我们来参加会，都非常高兴。出访的次数多了，我们就将电车票带回来，向辛志超同志实报实销，因当时我和李健生都是失业者，除了总部机关有饭吃外，零花钱一文也没有，但我们的工作热情并不因此而受影响。12月底，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发表《抗议美军暴行》的声明，这三个小组的盟员在上海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中都表现得很积极。
在上海市，我还做了一些妇女宣传工作。有一天苏联塔斯社的《时代日报》女记者严玉华同志来访，说请我编辑《时代日报》的妇女版副刊。((时代日报》是苏联商人办的报，不受国民党宣传部的审查约束，是很好的宣传阵地，我就同意了。我还请沈钧儒为我们妇女副刊题了刊头，每星期出一次。正好我有三个小组、几十位读者和经常撰稿人，如彭慧、李洪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我还找到在山东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