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各大慈善组织以及个人都参与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到处都可见他们甘于奉献的身影。  

图为87岁的退伍老兵唐遂成带来了2万个医用外科口罩，捐赠给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公安民警，他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老兵，我有义务为人民做点事！”据了解，老人曾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

 从古时的施粥棚到如今的全民公益，中国的慈善事业正一步步蓬勃发展。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穿过成都梓潼桥正街北口与布后街附近一条短短的小巷，去看看曾是全国最大的民办官助慈善机构——慈惠堂。

 慈惠堂，是创办于清雍正年间的慈善机构，光绪五年（1879年）官府所绘四川省城街道图上，成都慈惠堂有田300余亩，加上官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无靠者三四百人。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天下大乱，政乱财窘，成都慈惠堂堂务渐渐荒废。当时的市政督办陈鸿文决定改变慈惠堂的现状，他诚邀大善人尹昌龄担任慈惠堂的理事长。尹昌龄从1924年接手慈惠堂，到1942年在成都病逝，其间设立了育婴堂、养老院、瞽童习艺所、女童教养所以及孤贫儿童工读所五个慈善团体，收养的老弱残疾多时达两三千人。

图为尹昌龄

  抗日战争时期，慈惠堂声望日隆，成为全国闻名的慈善机构。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慈惠堂逐渐接管了普济堂（孤老院，遗址即今书院西街34中）、育婴堂（遗址在今育婴堂街）、孤儿院等，并在外东大田坎用拆除凤凰山新军营房的木料建成商业一条街，将商店铺面或出售，或出租，即今大田坎街。又在九眼桥接收惠昌火柴厂，办起培根火柴厂（遗址在今培根路）。

 1942年，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尹昌龄病危时，担心该堂被贪官豪绅吞没抢夺，贻误八千孤苦，难以瞑目。认为张澜刚正为民，德高望重，临终嘱咐：慈惠堂理事长必请张澜担任。1943年1月，张澜就任慈惠堂理事长职，但不收报酬。先生接任后，居家迁至成都九眼桥慈惠堂的培根火柴厂后院几间旧平房里，不久，先生全家也从南充迁来慈惠堂。夫人刘慧徵打理家务之余，还担任义务招待员，接待来客。先生对慈惠堂的方针、人事、组织机构管理等进行了重大改革，新的管理方针为“教育与生产并重”，同时，本着“当自己儿女关心”的心情来管理慈惠堂的事务。

图为当时慈惠堂的生产场景

 据张澜次女张继延回忆：1942年的一段时间，我们全家都住在“培根火柴厂”的一间小屋子里，在工人食堂搭伙，父亲不准工厂食堂给他单独开小灶，父亲说：“工人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我们应当与工人一样，不能搞特殊。”1946年下学期，父亲还将我弟弟张崙（一条腿残）送到“孤贫儿童工读所”读书，和孤儿们一起生活学习，没有给予丝毫的特殊照顾。他始终要求对普济院的老人、女婴所的女婴、培根孤儿工读所的孤儿，不仅止于教养，而且还要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养活自己，成为社会中的生产者，都不是“吃饭不做事的闲人”，逐步走到职业化、社会化的路。不到5年，慈惠堂有了很大发展。 

图为1942年张澜与家人在成都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