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曾一度试图利用江湖帮会的积极因素，限制与防范其消极因素，并加以教育改造，灌输革命思想。如大革命时期广泛发动江湖帮会武装来反抗军阀统治，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土地革命时期积极争取江湖帮会群众参加工农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与“围剿”；抗战时期动员它们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等等。这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区内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就总体而言，真正受党影响的并不江湖帮会占当时的多数，因此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更只是其中极少数的先进分子。而随着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江湖帮会组织与生俱来、对革命起破坏作用的封建性、落后性等负面因素愈益显露，最终导致了对的全面江湖帮会查禁取缔。这既是巩固政权、建设新社会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于1936年7月16日由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首先说明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之一，是下层群众的组织，其成员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在哥老会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他们常常起着革命的作用。但是，由于过去得不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
因此，它又1938年春，杜重石代表杨森去延安向朱德请教政事，并会见了毛泽东，谈到四川哥老会。杜重石回川后与人联合组建哥老会公口“蜀德社”，并创办《大义周刊》，在四川袍哥中很有影响。杜重石回忆说：“1938年春，我代表杨森去延安向朱德请教政事。同年冬离延安前，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长金城引我分别晋谒了毛主席（这是我到延安后的第二次见他）、朱总司令、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我们都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救亡、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问：‘川康袍哥组织遍城乡，和川康军人混为一体，有的还有武力，是否可以作为统战对象？’毛主席说：‘旧瓶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团结，争取到统一战线来’。陈云同志还说：‘在白区工作和在战场工作一样，要有战术，还要有掩蔽体和保护色’。
1940年我到了成都，利用我的社会关系，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云部长的指示，和二十三军师长陈兰亭、川康绥署副官长黄瑾怀、曾任过陈兰亭师的旅长杨纪元、以及二十三军经理处长赵丕林等筹建了袍哥组织—蜀德社。通过杜桴生、王白与的关系，我们吸收了金大、川大、华大、齐鲁各大学一些学生，如关胜远、张照隅、袁芄实、赵仕奎、李扬波等人都作为‘新酒’，加入了蜀德社这个‘旧瓶’。当然，他们由不愿加入袍哥组织到愿加入，是经过一番争议的。到1944年秋民盟成立，沈志远、范朴斋介绍我加入民盟。当时，杜桴生及沈志远和我商议筹办刊物，决定请张表方老先生带头和一些川康军人作发起人。我去成都南门外衣冠庙，看望住在黄瑾怀新建住宅的张老，把我上述的在延安的情况和到成都组织‘蜀德社’的情况，以及计划办刊物的打算向他作了汇报。张老欣然允作发起人。他说，除了汉奸、卖国贼都应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又说，袍哥在四川保路运动同志会闹革命时就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尹昌衡做了都督，成立了‘大汉公’，尹都督就当了‘大汉公的总舵把子’。
《大义周刊》就这样开始筹办起来了。‘大义’的发起人，有国民党监察院委员谢无量，有成都耆学、宿绅刘豫波，有电影界编导万籁天，有川康军人袍哥陈兰亭、彭光汉、邓叔才、曾南夫、李宗煌、黄云章，有新闻界王白与……，是一锅色味都不调合的大杂烩。”“因为《大义》打的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的牌子，而‘袍哥’的名声对社会观感又不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义》同仁都同意杜桴生的意见：‘袍哥’是社会团体组织，可以把‘袍哥’称为‘社团’。”“在《大义》发表有《当前社团应有的态度》、《社团产生的因素》、《社团的基本立场》、《一论、再论、三论义气》、《社团思想与墨家思想》、《社团的另名》，以及译载英国新闻处编译的《黎利计划的社团中心》等文，引导袍哥革故鼎新。”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甚一日，袍哥中有民族气节的人亦拥护抗日。1935年在重庆发生“警察局长范崇实反对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军事演习，谈判破裂，挨了日本驻重庆领事召谷廉二一记耳光。密探队立即组织江北袍哥土匪头子陈燮阳，连夜率众向定远碑日领事馆投掷炸弹，对日商洋行、货棧甩大粪罐子，事毕之后，驾小舟悄然离去。”
而认真做好对四川袍哥的工作，是在1939年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之后，那时，争取哥老会上层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亲自主持之下，取得显著成绩。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同刘文辉会面。1944年，南方局又派张友渔去雅安，做团结刘文辉的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路过成都，特先看望邓锡侯。1939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路过成都，也会见了邓，彭对抗日形势的分析，增强了邓的抗日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