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战争是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以往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多着眼于斗争，以斗争坚决的程度来褒贬其中的人与事。本文另取角度：着眼于民主，考察其中有关民主的思想和图谋，从中国民主发展历史的背景上评说其人其事。这个角度展现了这样一个天地：在这里，蔡锷、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国家而真诚奋斗的爱国志士，只是他们为争取民主而规划的现实目标和采用的手段彼此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于他们对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认识各异。这种差异虽然一时激起是非之争，但今天回头看去，都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彼此均固执事物的一端。中国民主化的实现太过复杂艰难了，固执一端，各有其非，实在是自然的现象；而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得其一是，执其一端，给后人以有益的教训已是难能的贡献了。这样去看其中的人与事，庶几近乎公允。本文从上述角度所作的考察有以下四个部分。

“保全中国'重于“维护共和'

   护国之役的“护国'之称来自护国军。当年云南讨袁首义军定名“护国'，是为取其“反对帝制和救国救民双重意义'。云南护国演说社的演说词也说，护国军的责任，“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当时的文字几乎都把“反对帝制'等同于“维护共和'，其实二者是不能等同的。因为“反对帝制'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是单纯反对复活帝制，而与建设民主制度、实行民主政治无关，所谓“维护共和'不过是反对袁世凯的一种最好的理由。参加护国之役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和岑春煊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反对袁氏称帝，或者是出于个人利害的图谋，或者是为了维持民国其名、专制其实的现状，防止民主变革的发生，以为这是保全自己，也是保全中国的唯一办法。反对帝制的另一种含义是：推倒袁世凯以恢复或重建共和制度，进而谋求民主政治的实现，这是真实意义上的“维护共和'。一切民主派，包括进步党人、国民党温和派、中华革命党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帝制复活的。他们起来讨袁，确是为了保全中国（即制止袁氏卖国残民）和维护共和双重目的。只是对维护共和的认识和据此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在各派民主势力之间有明显不同。这种属于民主派内部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一部分人，主要是中华革命党人和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把反对专制主义、建设民主政治的斗争看作保全中国的主要途径，在实践中，只知“维护共和'而不知其他。另一部分人认为“保全中国'应重于“维护共和'，二者发生矛盾时，后者应服从前者。后一种认识和护国战争的发生与发展有着比前一种认识更为密切的关系。请看这些宣言：
  1915年8月21日，谷钟秀等组织的共和维持会的宣言说：

  盖立国于二十世纪，非结合全体以为治，决不足以图存，而结合之道'即在励行宪政，故列强君主国无不立宪，未有共和国反行专制者。乃吾国现时之政象竟若此，同人犹欲隐忍弗言者，以为既处共和我国议复帝制，于对外交涉丧权辱国之后·．····虽一时势 力所凭莫敢谁何，然天下夫乱之机，即伏于此，而亡国亦随之矣。
  同年同月24日，上海《申报》的时评《告朔之饩羊》说：

  今日之共和以国家多难，所存者仅告朔之饩羊而已。告朔之饩羊去之有何足惜？然而尚有人期期以为不可者，恐授人以口实而内乱缘以发生也。盖今日大多数之理想，共和其二，而民生之困苦其第。同年12月，蔡锷《告滇中父老》说得更加明确：

  伊古昏暴之祸，盖未有若袁逆世凯之甚者。顾国中志士仁人，所以忍痛斯须，虚与委蛇者，诚念飘摇风雨，国步方艰，冀民国国体不变，元首更替有期，犹可徐图补救耳。乃袁逆贪黩，又复帝制自为，俾兹祸种，贻我新邑。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一袁氏日暮途穷，谋逆愈亟，惧人心之不附，则又援外力以自固一一石敬瑭、张邦昌之故事，彼固可聊以自娱，顾我神明华胄，共偷视于小朝廷之下，嗟我父老，其又安能忍而与此终古耶？

  这些仅是有代表性的几则，类似的议论在讨袁文电中比比皆是，表现了当时多数新派人物（包括进步党人和国民党温和派人士）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袁世凯称帝之所以不能容忍，首先是因为复活帝制必然招来内乱与外患，致使中国丧权辱国，甚至有亡国的危险。其次，帝制复活也会断绝改良政治、使中国逐步走上民主轨道的可能。换句话说，只要存在将来建设民主政治的可能，眼前的假共和、真专制是可以忍受的，而这种忍受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以救亡图存。

  可见，持这种态度的人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认为中国建设民主政治必须有两个条件：

  一是保持国内政局的安定，避免动乱，以便集中力量抵御外侮，如果国家被列强灭亡了，还谈什么民主呢？

  二是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必须可以按照法律替换，绝不能搞世袭制，也就是共和国的形式不能去掉，一旦去掉了，建设民主政治就没有可能了。

  所谓维护民国首先是指此而言。因此，这是一种以安定保国为前提的政治改良论。清末民初的历史表明，这种政治改良论虽然一般地反对使用暴力，但并不绝对排斥暴力。它追求的是安定和秩序，并以此来决定对待暴力的态度。以进步党为核心的改良派，在“二次革命'期间，正是从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秩序着眼，支持袁氏用武力镇压革命党人的。在他们看来，当时危害共和秩序的不是袁世凯，反而是孙中山、黄兴，结果他们在事实上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

  洪宪事起，他们竟一反常态，自己举起武装讨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