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表方(澜)先生的遗诗选本编成，即将付印。先生的长子、我的老学长乔啬同志让我读了此书的稿本，因得先睹之快。
    这个选本很有特色，很有分量。我读后总的印象是作者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乡居杂感》这一组诗的小引说：“天灾沓至，人事多非，耕凿不得相安，呻吟曷能自己。乡居见闻，敷陈其实。词多近俗，有类乎竹枝。世有采风，当念其憔悴。”在《视察随感》组诗中又有自注(注释者引述)云：“此行历时七十余日，径行千里”，“视察北道，随感成吟”。这些话都说明诗中所写是作者亲见亲闻的实事。其所谓“随感”，多属感事而少感物。这两组诗约及全书作品的半数，其他的诗也都有纪实的特点，可以看出作者始终一贯的创作思想。作者似乎深受杜甫“诗史”精神的启迪，并且有意识地实践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和“唯歌生民病”的主张。
    表方先生出身于佃农家庭，深知农民的疾苦。他从政以后，视察过四川省内许多地方，更广泛地了解农村。这个选本里的诗多数反映农民的生活，这本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传统主题。由于时代不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大山已经增加到三座，阶级斗争更尖锐更复杂了。农民破产加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更多了。表方先生怀着沉痛的感情，深刻地揭露这些，同时对于不恤民艰、残民虐民的新旧军阀、贪官污吏，作无情的笔伐。因而暴露性很强的诗，往往就是战斗性很强的诗。这里姑举一例：
昭剑南趋千里途，
白泥食尽树皮无。
知君永久留心影，
百幅东川饿莩图。
    这首诗记1936年四川的一次大旱灾，当时查灾专员曹仲植力主大量拨款救灾放赈，但国民政府却企图掩盖灾情，认为灾情严重之说是夸大和谣传。表方先生因此在报纸发表诗文，说明真象，以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我看了注释，才详知这首诗产生的背景。显然，它的意义绝非一般悯荒诗所能比拟的了。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对于农民，重赋、强劳役等等别人强加的苦难都是人祸，最严重的还是兵灾。在那个时代，军阀混战、官军剿匪都不免殃及百姓。在这本诗选中有几处涉及兵事，联系起来读可以了解当时的军民关系。现在摘引几句：《失题》三首是因袁世凯发动四省军队围剿白朗军有感而作，诗中有句云：“兵惟畏匪民畏兵”；又云：“兵如密篦过皆空”。前一句总括地说明人民、官军和官方所谓“盗匪”三种人的关系。后一句说明官军害民的程度，可以作“民畏兵”三字的注脚。民间本有“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歌谣，原是将兵与匪对比。老百姓最怕的还是兵，这道理也不难懂，匪往往只是小股流动的武装，匆匆来去，纵然有骚扰也不会太甚。官军往往是大队，而且任意逗留，一住几天就会将粮食吃尽，柴薪烧尽，禽畜杀尽，如有大牲口说不定临去还要拉走。既然官军顶着一个“官”字，对平民有所需索时，平民自然不敢违抗，否则就要治罪，哪能不怕?至于“盗匪”并不都是歹人，有些还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白朗就是这样)，那就当然不怕，至少也不至于怕得像怕兵那样。有时被官方诬称为“匪”者，只是手无寸铁的饥民。饥民求食，聚集起来“吃大户”，或强迫奸商卖米时，官方就加以“匪”名，以便惩治。饥民被压迫太甚时也会“逼上梁山”，武装起来反抗，那时他们的地位就转变，反而为兵所畏了。作者有两句诗说：“莫道安贫不患贫，饥寒为盗事相因”(《乡居杂感十》)，把这道理说得很透。
    旧中国的军民关系，或许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所不能想象的。但这些历史情况必须了解，否则不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和旧官军，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却会被培养成那么不同的两种人。而那些从旧官军投降到解放军的人，也能转变成对人民有用的人。我们更应该了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军爱民，民爱军，军民一家人”的关系，是亘古未有的军民关系。这种新传统是多么可贵，必须永远保持它，使它不断发扬光大，绝不容许有丝毫削弱。我们在新旧时代对比中，自能加深这种体会。
    蒋介石国民政府迁到四川以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如此作为，还想蒙蔽视听，恰使当时政府的腐朽反动更加暴露。表方先生这时对于时局看得更清楚，写了不少诗篇，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黑暗面，有讽刺，有感叹，也有痛骂，有直书其事，也有借古喻今。这里仍摘句示例：“令尹有家纾难未，匈奴可灭助边谁?输将婉告田中叟，救国终须赖汝为。”(《征购粮食告乡农》)当时政府大官都是富人，但未曾听说有谁为国难解囊，而乡农却深明大义，踊跃交纳救国粮。这样对比，发人深思。“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有感》)军官克扣军粮，不让士兵吃饱。饿兵上阵，牺牲惨重，连连失地，应归咎何人?作者所谓“饥卒”，亲见者很多，面黄肌瘦，简直是被虐待的奴隶。又如“党权官化气飞扬”(同上)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国民党给人的印象非常确切，语言虽简约而含意却明白。再如“只将华屋住行尸”(《杂咏·朱门》)，是愤痛至极的骂词，这种语言，作者不常使用。当时达官大贾只想发国难财，富贵自娱，丝毫不把国患民艰放在脑里，可谓全无心肝，称他们作“行尸走肉”倒是很确当的。以上所揭露的，都能表现作者深厚的忧国感情。
    作者还提出一个“政商”问题，触及当时社会上许多罪恶的根源。政商指官商合一，以官兼商的一些人物。诗中说“岂意市朝今日异，尊荣唯见政商多”(《杂咏·臣心》)。“市”指做买卖的地方，“朝”指行使政权的机关。古人市与朝有别，做官的不准经商。作者所见的今时却是市与朝不分，官和商得兼，亦官亦商的“政商”最为显赫。这种现象是令人吃惊的。官是掌政权的，商人是谋私利的，官商合一或官商结合就利于以权谋私，垄断、操纵、走私、漏税等等都行之甚便了。作者揭发过的一些事实就与此有关，例如商人囤粮居奇，抬高粮价，往来贩运，官方则加以保护，或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