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朴的四川南充到省会成都，从灯红酒绿的上海到权力中心北京，他布衣长衫，翩翩走来，一身儒雅正气只为蜀中黎民。
从南充中学到成都大学，从坚持学用结合到主张思想自由，他美髯微漾，笑意浅浅，一颗赤诚之心只为万千学子。
他，就是七百万南充人的骄傲——张澜！
 《论语•为政》中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七十岁这样一个本是随心所欲而不超出法度的年纪，先生却说：“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人断不可以自欺”。这“四勉一戒”既是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其为人处事的原则。
 一路行来，先生始终为时人、为后人所敬重，不是因为他身居高位，而是因为其品行高洁。
 留日期间，满清羸弱，先生身为布衣学子却积极倡议敦促慈禧退位。
 辛亥前期，风云迭变，先生大义凛然振臂疾呼，誓言“保路”。
 他被晚清当局视为胆大妄为的“康梁党羽”，也被世人视为热心国事、坚守匹夫之责的“谭嗣同”。
 主政四川，家贫如故，“环堵萧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无可窃物”，夫人老母仍在家乡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南充办学，坚持立场，决不因孔姓大资本家的小恩小惠失掉自己立身为人的立场和原则，民主之风溢满校园。
 先生之一生，奉献给了当时中国这个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颓败国家。他躬身践行着一个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情怀！
 在我们今天看来，清贫并不等同于贫穷，而是在于将手中的钱财花在何处。
先生一身艰苦朴素。当他官至四川省长时，他的夫人仍旧在乡间住茅屋、务农。他在居住过的成都、重庆等地都无房产，他的薪俸大都捐助公益事业或资助困难的朋友。母亲的遗言里要求先生为儿孙置点儿家业，算作祖业传下去，他却说自己实难做到，大概只能永远做一个“不孝子”了。
 当他为新中国国家副主席时，国家为他安排的住宅，不要。在他看来，那些院子“委实太大了”，房屋也“委实太好了”。后来，他亲自选择，终于合家团聚在一处小小的旧陋的宅院里。“十一”前夕，按照周总理的亲自指示，有关方面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先生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先生婉言退回，“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于是，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的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
当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断揭出贪腐现象时，可曾有人想起先生一袭布衣长衫至于国家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地却始终拒绝一切特别津贴，先生在西南故旧、亲人甚多，却从无为谁谋权谋利之举，其廉洁奉公，一身正气如斯。这种高尚的情操作风，不正是我们今天应当学习和发扬的吗?
 且不说朱德元帅、罗瑞卿大将都以曾是先生的学生为荣，连反动如段祺瑞者也知道“用张澜足以安四川”，南充军阀石青阳亦曾感叹“‘川北圣人’之誉，名不虚传也”。先生不是什么职业道德家，他只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实践知识分子的节操与情怀，连伟大如毛泽东者亦真心感佩其德“很好”，其思想“与日俱进”。
 姚崇在《冰壶诫》里说：“与其浊富，宁死清贫。”生活在当下，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我们可以追求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但是我们不能为欲望而活，不能失掉知识分子刻入骨子里的“清贫”二字！其实，“清贫”不只是过着纯净的贫穷生活，它的本意应该是与大众分享，不为一己私利而活，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呀！我们是教师，我们付出的是辛苦与劳碌的汗水，充实中收获的却是诚挚与纯真的情感。回想当初，我们不都是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感召下选择加入这个行列的吗？
 那么，就让我们如张澜先生一样，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来证明，“人，总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我们新时代的教师能守得住清贫，亦甘于守住清贫！我们愿努力学习先生的高尚品德，以此来净化自己的心灵，谨以此来为先生140周年诞辰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