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1872年生，民盟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一生追求民主，立志教育，著作颇多。他留给后人的百余首诗，是他终生奋斗最好的见证，具有相当的历史和社会价值。

张澜诗歌的特点

张澜一生写诗百余首，他的诗有着明显的特点：一是主题鲜明。以反映农民生活、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表达对农民万分怜悯之情和对民主的不断追求。二是语言质朴。全诗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有较强的普及性，绝大多数通俗易懂。三是感事多感物少。针对某件事发表自己的感情或悲或欢，或怒骂或讽刺，几乎没有借物舒情、触景生情的诗句。四是史诗兼有。部分诗歌具有史料价值，通过它了解到当时社会和历史背景。

反映了张澜的民主革命历程

《张澜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收录了张澜的101首诗歌，基本反映了张澜民主革命的历程：

1、1914年至1927年，辛亥革命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6首。《失题三首并引》中“贼似惊飚追岂得”比喻白朗起义部队行军速度像风暴一样快，哪是官兵能追得到的，意在张澜非常同情白朗的义举。“高天方醉问何从？”暗示袁世凯篡夺大总统权位后，肆无忌惮地专权乱世。张澜返川，为讨袁斗争做准备。

2、1928年到1936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0首。《咏梅二首》中“几度黄昏劳伫立”说明张澜盼望红军入川的迫切心情。“一梦蓉城过五春”表明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已五年，现辞职回乡，正致力于“新南充”建设事业。

3、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77首。《乡居杂感二十首并引》、《视察随感二十一首》和《杂咏十九首》以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事实来记述“川北大灾”。《曹专员仲植查灾返成都作此为赠云二首》用“白泥食尽树皮无”对灾情严重程度进行揭露和批判。《闻“天津协定”又成，感赋五首》中“塘沽何梅再协定”说明国民党卖国求荣的嘴脸暴露无遗，张澜对此深感痛心，写诗抒发其愤慨。《为王之钟师长战死滕县题其遗像》中“孤军捍寇苦支持”表明了川军出川抗日的艰辛和张澜对此无比同情。

4、1946年至1954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首。《宋美龄访美》“今日安危托外人”说明了国民党想挽回在内战中的败局，把希望寄托于美国政府，开展所谓的“外交”，张澜意在批判蒋、宋夫妇崇洋媚外，败坏民族尊严。《颐和园即景》“楼台金碧有人家”说明颐和园已为人民政权所接管，张澜在此静养病体，等待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

张澜诗歌的社会价值

张澜的诗从社会各个侧面描述了中国及四川革命历程，展示了他走过的历史道路，更主要的是揭露当时社会弊端，表达了他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操、强烈的正义感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揭露腐败渎职行为的危害。张澜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兼主持四川赈灾时。看到不少官吏面对各地“似雪飞书乞赈来”的情况，居然不闻不问，“如龙骄马看花去”只顾自己贪图享受。

官吏们贪污挪用公款，特别是教育经费被挪用是常事，“旧款犹拖新款悬”，多少家庭都在等米下锅，“多少教师饥欲死”，眼看“乡村学校尽萧然”了，要想恢复正常教学，想让孩子们读上书，“又须忍苦待来年”。

对于吸食鸦片，国民党政府订下规定“严吸有刑”，限令吸鸦片成瘾的人彻底戒除，但遍地都是“曲房幽火灭冥冥”。更为可恶的是，官方在明令禁烟的同时，又设立鸦片专卖局，熟煮烟膏，分店发卖；成瘾的人只要每月购买《准吸证》就可自由吸食，这样，“又见千灯白日荧”，政府的禁令居然成了一纸空文。

官吏们暗中官商勾结，以官兼商囤粮居奇，抬高粮价，不顾农民因此缺米断炊。不少官吏“早已愧非贤”了，本应该被开除出去，但“又缘他故许延锦”，还是被留在害人的政府里，作威作福，祸害百姓。

列举苛捐杂税造成的灾难。四川的横征暴敛在全国是罕见的，军阀“一年须上八年粮”，地主与官方勾结，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歉收，都算在农民头上。

在《乡居杂感》中，国民党政府借口“厉行新政”，将“一县分为四五区”，人为地“添设多官方待治”，“保甲”们还振振有词说是为了整合地方，加强治安，实际上是“百家月月出钱频”，无非要农民多交些税钱罢了。

1942年写的《杂咏十九首》、《乡居杂感》表明了国民政府在“抗战连年局势危”的情况下，借抗战名义除向人民收缴一般苛捐杂税外，还不定期加征所谓爱国粮、保民捐、战士寒衣募款、抗日伤病员慰问捐等各种杂捐，农民“扫征颗粒莫教迟”，真是“犹须日缴杂税捐”。农民苦于生计，出去做点生意，但“沿途查验几多番”，甚至连农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油盐酱醋之类的也要抽捐征税，“酒油税额本非轻”，虽“民力已殚”但政府“又嫌收少令加征”，尽管“饱暖无期日夜忙”，却依然吃不饱穿不暖。虽然“连年荒旱幸今丰”，但“谷贱难堪捐税重”。

农民被征税后恶果连连。“家物惟存老瓦盆”，吃的喝的什么也没有了，“从今何以长儿孙？”只有坐以待毙。“为愁冻馁难宵寐”，更要命的是“又听催科晓到门”了。张澜面对“数处来呈”反映税赋问题的公文，只能哀声叹气，感到“不知何语慰乡农”。 

痛陈超负荷劳役兵役导致的后果。农村主要劳动力几乎全被强征劳役和兵役，只剩下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儿童，人走地荒，农村自然就衰败。最可怜的是那些妇女，她们不得不挑起农业生产的重担，为了生活，“子负妻推未敢迟”地忙碌着。

国民政府强征农民出工整修公路，农民“米柴远负走匆匆”，等到农民把“山石捶完”，官吏居然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不付给任何报酬，不加以任何体恤，打发人走了事，张澜感叹“民间最苦是征工”啊。

被强征兵役的人，数九寒天，穿着单薄的夹衣，吃着掺沙子的米饭，在战场上拼死拼活，但“军服军粮岁有加”，但这些费用却被军官贪污克扣了，“连年血战驱饥卒”。面黄饥瘦的士兵被迫冲锋陷阵，吃都吃不饱，哪有力气打仗？结果牺牲惨重，白骨成堆，阵地连连丢失，大片国土被敌占领。

陈诉天灾不断的惨象。1936年至1937年，四川全境绝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天灾，全省148县中，有93县旱灾，有些地方还发生了蝗灾，受灾人口3700多万。川北农民生活极度贫困，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家无存粮，饥民遍野，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已因日食愁难继”、“白泥食尽树皮无”都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农民想借点钱，结果是“借贷西邻空手回”；想做件衣服更是奢望，因为“如今布贵补衣难”，甚至到了寒冬腊月“女无敝袄儿无裤”；出现“室多残破壮男稀”、“频年多难已民赢”的景象。更要命的是“贫苦偏生四五雏，饥啼难止痛空厨”、“举家屡欲逃荒走，又恐无依死道途”。

天灾接连不断，“花甲六十刚一转，又逢灾岁忧秋干”。当时的干旱让农民“已叹今秋下种迟”了，但很快“初生豆麦便枯萎”，“偶然小雨才施润”，却“又被干风竟日吹”。按理“清明已过渐农忙”，“豆麦正花稻芽嫩”，哪知忽然遭此旱灾，农作物“不堪萎损忽严霜”，到年底恐怕又没有希望了，“父老言时惨不欢”。尽管旱情如此严重，“野人大愿是年丰”啊！但无情的事实是“谷田收歉菜无多”，“艰难度日人受磨”，好在“御冬幸有甘薯好”还能勉强度日，但“又烂甘薯将奈何!”此时“米贵长安居奈何”，“连朝阴雨天荐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吏还企图掩盖灾情“漫言民食能供应”，实际上是“四望炊烟断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