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张澜文化研究院伍定明撰写了《从张澜的人生奋斗历程—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文，因篇幅较长，本网将以连载方式转登此文。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张澜（1904年-1916年）

1. 日本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思想。

1872年张澜出生在西充县莲池乡张观沟。1894年他考取了秀才。1902年，进入当时四川最高学府成都“尊经书院”深造。1904年5月，作为四川公派留学生的张澜浮槎东渡,来到东京，入读宏文学校，在师范科学习。

张澜是一个富有勇气、少有私虑的人。他勇敢，自律很强，严肃正直。留日期间，抱定“弘扬教育，倡办新学，培养人才、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志向，为了探索救国的真理和道路，阅读了大量的政治、历史、地理、教育、理科、格致、生理、卫生、社会学等方面书籍。如《欧洲列国变法史》、《欧洲列国战事本末》、《西史通释》、《社会进化论》、《动物进化论》、《万国政治制度》、《泰西教育史》、《师范讲义》等书籍。对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尔、远藤隆吉等诸家名作爱不释手。他对“格致”尤感兴趣。张澜还努力学习日文、学习新知识，赴会馆，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还游历了日本各地，目睹了日本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发达，联想到多灾多难的中国原本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如今却被日本所制约,他不禁感慨万分。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是友好的，但也有一些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称中国留学生是豚尾奴，每当此时，张澜的爱国之情更被激化而强烈，并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日本原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国家，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文化“蒸蒸日上”，国势渐趋富强。他感到日本之所以强盛，是由于重视了对国民的教育，因而产生了“教育救国”思想。他被日本的巨大发展所吸引，联想到自己的国家，政治腐朽，经济文化落后，并有被列强瓜分之势，感慨万分，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无穷忧虑。张澜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路，并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在1904年农历十月初，清朝驻日公使为发动留日学生参加庆祝慈禧太后70岁大寿而召集的大会上,张澜公开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因此被驻日公使以“叛逆”之罪名扣押。留日学生都知道四川有一个不怕死的张澜。

留日期间张澜与中国同学的合影

当时的留日学生圈，既是宣扬革命的大本营，也是君主立宪的鼓吹场。学生中，除了有激昂的革命者以外，甚至还有醉心科举的老夫子。尤其日本成功的政体形式和梁启超等的鼓噪，使相当多的青年对君主立宪深信不疑。对当年笃信科举、冀望洋务的张澜来说，主张立宪已经是对从前的极大超越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张澜的知结构，而且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促进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一次张澜与何拨儒等同学讨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问题，张澜认为:观点俞现代俞接近科学，而科学要寄望于民主，但民主是反封建的，这清朝廷是不会答应，所以要革命。何拨儒很有兴趣地问，“革命起来，会不会破坏那些上古文明的遗存？”张澜笑了笑回答说，“革命也有婴儿期，做错事是难免的，这叫在劫者难逃嘛。”

由于日本地理位置较中国近、学费较低、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两国政府的支持等原因，五四运动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到日本留学作为学习西方的首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宋教仁、杨济昌、陈独秀、李大钊、杨度、廖仲恺、陈天华，黄兴、胡汉民、李烈钧、唐继尧、尹昌衡、蔡锷、何应钦、孙传芳、蒋百里、程潜、李烈钧、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陈师曾、鲁迅、秋瑾、李四光、陈寅恪、 周恩来、蒋介石、汪精卫、林伯渠、郁达夫、阎锡山等都曾来日留学。而正是这批人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东京宏文书院

2.四川保路运动是张澜参与社会变革首次尝试。

毛泽东曾说过: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之后纷纷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相关经验。其中，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人都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积极寻求救国方法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但是他们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驱逐帝国主义国家层面，都只是期望通过改良来实现既定目标，企图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政体，仅仅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注定他们的失败。

1911年，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投身和领导四川保路运动是张澜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首次尝试，也是张澜初期政治素养中最耀眼的一个闪光点。在保路运动中，张澜以高票当选为股东大会副会长，成为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5次与四川总督赵尔丰当面抗争，哪怕是身陷囹圄，哪怕是枪抵胸刀临颈。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孙中山曾经提到过四川保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