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是1933年2月19日出生，我家住在四川省南充县永安乡野猫溪，地处嘉陵江边，背靠青岗山林。

弟弟从6岁开始读书，妈妈给他讲解，不久请袁剑来教弟弟。

袁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教学方法灵活，注重联系实际，经常带弟弟去田野采摘植物标本，观察人群善恶，教育弟弟要热爱劳动，关心群众。
1939年夏天，袁老师辞职去参加革命。

有一天弟弟去邻居家，在石梯坎上摔倒，左足踝骨挫伤红肿，宋家请的老膛夏爷爷采集野草药熬来喝，又敷的伤处，没有全愈。又有人说岳池县中医陈医生能治，托人请来，陈医生有名无实，弟弟的足伤肿得更厉害，要依靠双木架支撑才能行走。

1940年春，爹去成都参加会议，住在成都南郊黄瑾怀家，黄是爹的学生，他劝爹带弟弟来成都治伤，爹第二次去成都参加会议，弟弟同去，住在黄家。
黄哥亲自照顾弟弟的起居饮食，请医生，买药，象亲弟弟一样，为了鼓励外科医生出诊，他担保一切费用由他负担。

外科医生割弟弟左腿股骨一块，填补割掉的左足踝骨，导致两处感染化脓，脓血三个月止不住，刘堃南先生听黄哥说弟弟的伤久治不愈，他立即去董秉奇医院，请董院长医治。

董院长是国内最著名的外科专家，他详细检查弟弟的健康情况和腿足伤情，他说腿足已不能治愈，只能裁掉以免细菌侵入大腿，危害生命。予收医药，手术费，住院费1万元，爹没有存款，爹在慈惠堂不要工资是义务，无钱支付医费，爹带领弟弟辞别医理院长，回到慈惠堂培根火柴厂，后来董院长得知实情，主动提出为弟弟义诊。

弟弟伤愈出院，在成都慈惠堂下属培根小学读初小，（爹是1942年尹仲锡先生病故，临终遗嘱坚持请爹继任理事长）。

1944年我因病去成都医治，在那里自学。南充的亲友劝说妈来成都照顾爹的生活，爹在厂里同工人一起吃住，生活过得清苦，妈妈带领小妹妹惠延一同到成都。

1944年秋季，弟弟考上国立四川大学附属小学高小班第一名，妹妹考上初小班第三名，特务威胁校长，不准弟弟妹妹上学，爹嘱咐弟妹在家自学。
四川省图书馆文史馆馆长蒙文通教授自愿担任弟弟的家庭老师，弟弟在他的教导中学会很多知识。

弟弟心灵手巧，我陪他去参观航空展览，他回家用竹条编成五种型号的飞机，他每天做完老师要他做的家庭作业，要我陪伴他出外散步。路过玩具店，他观看时新的玩具，回家后自己制作一些玩具，自己绘制小电影画卷，用破碎的镜片当反光镜，在家中演出电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金陵大学迁回南京，姐姐转到四川大学。党员关系转到川大李惠明小组，姐姐和李姐成了好友，李姐成了我和弟弟妹妹的义务辅导员。李惠明是大邑县人，她和家乡的游击队有联系，她和川大的同乡同学们筹集军火，设法运回大邑。其中有一位党员的弟弟周培伦和嵛弟是好朋友，他俩假装成调皮的玩童，在检查站旁打闹，掩护运送军火的学生混过检查站的宪兵检查。

重庆解放前，李姐来重庆兵工厂做策反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惨案中，壮烈牺牲，解放后，追赠为革命烈士。

1947年6月2日，国民党军警在成都大逮捕，强行接管成都慈惠堂，改民办为官办，我家被迫返回南充永安乡。

1947年秋，弟弟考入建华中学初中部，读初中。

建华中学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开拓教育界统一战线阵地，建议爹以民主人士面目在家乡南充办一所富有革命朝气，民主气息的学校，由已退休的四川军政界名人集资开办的私立中学。培养造就于国家，民族有用的人才。

弟弟上学才两个月，特务机关就来威胁贾子群校长和班主任张默生先生，逼迫弟弟退学，他们不执行命令，坚持要弟弟读书。妈考虑两人有生命危险，妈接回弟弟在家自学。

弟弟回家不久，就生病了，由感冒引起肾炎，妈请永安乡镇上中医罗子青医生出诊，来家给弟弟诊病，罗子青医生在镇上治病也开药房，他了解弟弟的病情后，每次来诊病时都带来药来。弟弟的病快要全愈了，特务去药店捣乱，打伤药店的学徒，抢走贵重的药品，在我家屋前后，青岗山上下，阻拦医生，邻居，亲友来探亲弟弟的病情，妈只好去找野草药给弟弟煮洗吃。三月初妈跟随永安乡的佛教信徒，步行三百华里去遂宁观音庙朝圣，请求观音保佑弟弟一生平安。
妈回家来，弟弟已病垂危，爹的学生孙少琨（孙三姐）昌着家被特务抄毁的危险，到永安乡接弟弟进城治病，她家住在南充县城，可以请来名医。特务来她家捣乱，中医、西医医生都被特务赶走，县城里的医生不敢出诊。

1948年3月18日早上，弟弟问我“解放军什么时候来啊，我看得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么？”我说“快了，快了，你看得见解放军”，他高兴地又唱起来了，催促我赶走回家去取爹的皮袄，贾校长要来拿去托人带到上海，爹在上海穿棉袄顶不住寒流。

我哪知下午贾校长来取皮袄时，弟弟已经离开人世。我傍晚到了孙三姐家，弟弟已离开人世，床下一滩血，病魔夺去了弟弟年轻的生命，被国民党特务迫害致死。

贾校长拜托代衣的朋友回来时，他说爹听到弟弟病逝的消息默默地在窗前站立很久，最后说嵛儿是因我而死，国民党想杀害崙儿的生命逼我消沉革命斗志，那是反动派的一厢梦想。

弟弟被特务迫害致死，留给全家人永恒的思念。

弟弟去世以后，埋葬在青岗山下草坪上，二哥的坟墓旁边。

1950年3月，胡跃邦主任去重庆参加西南军区会议。

妈，我，四妹与胡书记同行，到重庆后，重庆和武汉的统战部负责送妈、我、四妹和在重庆的大哥全家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