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危机

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民国成立、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历经这一系列转变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此前两千多年的民主共和道路。然而，新生的共和国犹如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前行的新路上走得趔趔趄趄，时不时还会回过头来，留恋于身后老路上的风景。随着革命高潮的消退，此前对于民主共和的热切向往，
转而被秩序和统一的渴求所取代。浸淫于旧制度中几十年、作为旧官僚势力代表、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在宣誓忠于功夺取民国最高权力之后，逐步走回头路，公然走向帝制自为这一企图遭到了不同力量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对，由此引发了民国成立以来一次巨大的国体危机，并对此后国家制度和政治运行的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是反袁护国运动的主要策划者，但他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从拥护到反对的过程。梁启超从清末立宪运动起，即主张“开明专制'。民国初年，他曾一度支持袁世凯，据他自己的说法，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开始仍然沿着共和政治的轨道，依照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正常推进国会选举工作。1912年12月至1913年年初，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在全国展开。选举的结果，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均获得相对多数席位。此后，国内政局变动加剧，宋教仁遇刺，孙中山等革命派眼见司法解决无望，发起了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当时袁世凯称帝的意图尚未暴露，梁启超更倾向于支持袁，公开声明要“维持政府'，反对“暴民政治'，将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在袁世凯支持下，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于1913年5月合并为进步党，以梁启超为党魁，成为国会中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袁世凯于1913年10月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复辟帝制的企图表露得越来越明显。1914年1月，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随后又下令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然后袁世凯制造了一个御用机构。
“参政院'代行，由此袁世凯即可独揽立法、行政权力，做终身世袭总统。又下令恢复祭天祀孔，恢复文武官员的古代称呼，如备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道称道尹、县称县知事。并且制造舆论，鼓吹“废共和，立君主'“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为了拉拢梁启超这位“舆论界之骄子'，袁世凯集团特地于1915年年初安排了一次汤山春宴，由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主持，由曾经与梁启超同为立宪派领袖的杨度作陪。宴会上，袁克定与杨度试图探明梁启超对于复辟帝制的看法，“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梁启超当即表示反对恢复帝制，说明改行帝制可能引发内部及外交方面的纷争。双方谈得很不融洽。随后，梁启超意识到北京已经不安全，遂于1915年2月巧日举家搬往天
津，对外宣称不再过问政事。梁启超回天津后不久，袁世凯便开始公开复辟帝制的活动。19巧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发表组织筹安会言言，十天之后，筹安会正式在北京成立，开始公开鼓吹帝制。筹安会通电各省、各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并发起请愿运动，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各省所谓“公民请愿团'，也纷纷向参政院请愿，
9月1日，参政院开始讨论请愿书。在段芝贵等人策动下也向参政院请愿。至9月2日为止，已有19省将军、巡按使发表通电，赞成变更国体。

因为此前袁世凯曾表示过绝不称帝，梁启超对此十分震惊，也看清了形势，决意公开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里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筹安会正式成立的第二天，梁启超便撰写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痛斥帝制之非，反对在共和制
下改行帝制。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写好后，交由汤觉顿带人北京。袁世凯获知消息，曾经威逼利诱，先是派人送来20万元巨款，后又派人以亡命之苦作为威胁，希望阻止梁启超发表这篇文章，不过都被拒绝。9月3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北京英文《京报》的汉文部发表，很快被各报转载，引起巨大反响。

从拥袁转向反袁，梁启超经过了深刻的反思。他在不久之后致函同仁说：“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旧，则元气多斩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由此可见，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与袁世凯的合作只是“助人养痈'，进步党如不改弦更张，就会被时代抛弃。

天津密会

梁启超之所以有信心开展反袁斗争，乃是有蔡锷、戴戡这两位得力助手之故。他在给同仁的信中提到：“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
他所说的“根基未覆尽'的“区区片土'意思是准备作为反袁斗争的根据地。它们既非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长江流域腹地，亦非连通海外、得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位于中华政治、经济版图边陲地带的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