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遵生同志发来长篇纪实文学《以民为镜照肝胆一张澜》书稿，嘱我代序。
认识遵生，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因为要酝酿拍摄一部反映张澜先生生平的影视作品，经梁晓声同志引见，我在杭州的赞成宾馆见到了浙江籍的作家赵遵生。至于晓声为什么要推荐遵生，我想，除了因为是他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同窗好友，拉长影视剧、话剧、纪实文学创作外，更在于他的文学理念，他一直坚持只写与自己有共鸣的人物题材，尤其对古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志士仁人情有独钟，用晓声的话说，“赵遵生是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是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作家，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所以写好《张澜》这部文学作品，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遵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为了让他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张澜，感受张澜的人格与精神魅力，全方位地展现张澜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晓声和我冒着酷暑，分别陪同他去四川等地采访、体验，与张澜的亲属、同时代的民盟同志，张澜的学生、同事、故交广泛接触，以便他获得更多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可以说这样的采访同时也兼具抢救的性质，因为这种口口相传的资料往往随着当事人的辞世便永远地湮灭了。遵生不负重托，在搜集到大量有关张澜的著述、文电、信函、报刊、档案史料、口述和回忆文章等历史资料后，就一头扎进他那用作书房的仅有九平方米的斗室里，直到《无悔的狂澜——张澜传》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问世
这次即将出版的《以民为镜照肝胆——张澜》，就是在《无悔的狂澜——张澜传》的基础上加以重新修订的。我以为，以当代政治人物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是最难拿捏的，因为既要尊重基本史实，突出人物在风云际会的历史变迁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又要辅以合理的文学想象。这部作品，于无声中带领读者走进了张澜的世界，其中有几个场景更是使人如临其境，引人入胜。比如张澜回乡途中遇匪的情节，听说劫到了做过省长的大官，满心欢喜的土匪把行李翻了个遍，可是除了一些书籍和杂物，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听说眼前这位大官就是大灾之年救下上千条人命的“川北圣人”张澜，首领裘一春“扑通”一声跪落地下……张澜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1946年11月，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对第三方的民盟进行威胁利诱，迫使限期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企图以此彻底孤立共产党，当青年党、民社党纷纷背叛自己的政治信念交出名单后，民盟内部莫衷一是，陷人严重的意见分歧。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远在道庆的张澜一锤定音，他在打给民盟总部的电话中斩钉截铁地说：“参加不得，参加不得，参加不得呀！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会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单方面召幵国大，我们断不能接受，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原则立场，失去了民盟赖以取信于民的政治品格。”一个不畏强权，不受利诱，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底线，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可亲可敬的民盟领袖形象呼之欲出。书中还穿插荇小张崙、蒲瑛、蒲生、周锋等小角色的活动，烘托出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使得情节更加丰满，塑造出的人物贴近生活、有血有肉、真实可感。量作者在写作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从张澜主持《晨报》，撰文传播社会主义，到写《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用大量事实揭露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从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三访特园，张澜在国共两党中积极奔走、居中调停，为千疮百孔的国家重建争取和平、民主的前途，到拒绝李宗仁斡旋和谈的请求，公开发表谈话，义正辞严地指出“和谈，已经被蒋介石彻底葬送”；从在成都召开的李、闻追悼会上决心为民主、和平前仆后继而遭特务毒打，到被囚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险被国民党军警沉江，作者在创作中与主人公达成了心灵的高度契合与共鸣，从这位世纪老人身上获得了不竭的创作源泉，从而鲜明地再现了一位追求真理、与时俱进，坚持正义、不畏强暴，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心系民生、廉洁奉公的革命老人的光辉人生。历史的选择、人民的呼声就是张澜的政治立场，为此他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政治道路，这也是该书修订再版时取名为“以民为镜照肝胆”的寓意所在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也正是张澜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亲密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把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这部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很有现实和教育意义。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