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张澜，字表方，人们尊称他“表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住重庆，由于革命的需要，爷爷经常往返于重庆和成都之间。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去上海，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因此，他很少有时间抚爱自己的孙儿、孙女。我在儿时，看见他身材高大，穿一身布长衫，银髯飘拂胸前，一脸正气，十分威严，令人肃然敬畏，不敢顽皮。但他对我们还是十分慈祥，非常疼爱的。
解放前，他在四川的声望很高，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商界人士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很尊敬他，都称赞他高尚的品德。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畏强暴 正气凛然
1903年，爷爷东渡日本留学。当时，我国在清朝腐败的封建统治下，屡受列强的侵略，丧权辱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日本明治维新，国势蒸蒸日上，激起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留日学生会上，爷爷公开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并反对留日学生参加驻日公使为庆祝慈禧太后“万寿”举行的典礼。当时戊戌政变失败，讲维新就是“大逆不道”。清廷驻日公使把他扣留起来，打算解送回国治罪，后经日本学校出面干涉，才被释放，完成学业后回国。
回国后，爷爷在老家南充顺庆府中学堂教书。当时，南充是顺庆府的大县，府、县两级衙门都设置在那里。贪官污吏以至三班衙役，无不仗势横行，欺压百姓。爷爷任中学校长时，革除一切陈规陋习。县官邓隆来校视察，他只在客厅备茶款待，不摆筵席，随从衙役人等一律停在校外，不准进校，以免影响教学。这使进士出身、堂堂的邓大老爷十分恼火。爷爷在县中积极宣传新政，提倡妇女解放；邓隆额外浮征粮税，爷爷发动学生上街反对，邓隆怀恨在心，要以革命党人和抗粮两大罪名置爷爷于死地。爷爷毫不畏惧，联合各界人士，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揭露邓隆的劣迹。弄得邓隆名誉扫地，不得不奉调离去。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歌谣：“满天云雾盖果州(南充古称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督邮难见张三面(爷爷排行第三)，官府其奈表方何。”
川汉铁路原来由清光绪皇帝御批民办，铁路公司股金是从四川全省田赋附加税筹集的，四川老百姓都是名义股东。1911年，清政府推翻光绪的御批，将川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转而以路权作抵押，向英、美、德、法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借款，来维持它那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并中饱大臣的私囊。对此四川人民当然不答应。5月间，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股东大会，由各县派代表参加。爷爷被推选为南充县股东代表。开会的那天，四川总督赵尔丰带领各道台衙门的官员亲临指导，在会上讲话，耀武扬威，夸夸其谈，为朝廷的卖国行为狡辩，并威胁代表们不得违抗朝廷的旨意。他讲完后，坐在台上得意洋洋，与左右官员交头接耳，谈笑风生。随后，有两三位代表上台发言，都软弱无力，驳不到点子上，会场上的气氛变得非常沉闷。正当大会主席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局促不安的时候，爷爷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以高亢洪亮的声音，对赵尔丰的讲话，逐条进行驳斥。顿时会场上群情激奋，掌声雷动。当他讲到朝鲜亡国，遭受日本奴役，列强侵略中国，殷鉴不远的痛切之处时，许多老人控制不住感情，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台上赵尔丰的脸气得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最后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带领官员们，夹起尾巴，从后台溜走了。通过这次大会，我爷爷这位来自川北的普通教师，竟被选为股东大会副会长，成为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为了争保路权，四川省咨议局部分议员和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首先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各州县也相继成立分会，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路权运动。成都市民罢市，学生罢课游行。同盟会的吴玉章、龙鸣剑等。在川西南一带，组织保路同志军和学生军，武装农民，夺取州县政权，声势浩大。赵尔丰为了镇压这一运动，将爷爷和其他同志会的代表共9人(后来又捕4人，共为13人。——编者注)，骗到总督衙门花厅，将他们五花大绑。由于爷爷曾经在股东大会上丢了他的脸，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特命士兵用枪口顶着爷爷和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的胸膛，又用大刀架在两人的脖子上进行威吓。我爷爷面不改色，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责问赵尔丰：“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属于大逆不道。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说得赵尔丰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过了好一会儿，才拍案大叫：“张澜太横强!”随即下令，把他们9人囚禁起来，上奏朝廷，候旨处决。
成都市民听到代表们被捕的消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总督衙门，手捧光绪灵牌，跪地呼吁，要求释放代表。赵屠户竟下令向群众开枪，死伤40余人。接着全城戒严，四门紧闭。城里的居民不得不将消息写在木板上，放进锦江，顺流而下，传出城去。各州县得到这“水电报”传来的消息，闻风而动。保路同志军、学生军、武装农民和部分反正的新军约十万众，开往成都，把城团团包围。朝廷急命端方率湖北新军，兼程进川镇压。这就造成武汉的防务空虚，给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赵尔丰听说湖北新军在资中兵变，端方被杀，武昌革命成功，大势已去，不得不释放被捕的代表。四川成立大汉军政府后，在人民的要求下，将罪恶累累的赵屠户处决。
1913年，我爷爷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到了北京。1914年，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他当大总统，又积极筹备恢复帝制，解散国会。爷爷与蔡锷商议后回到南充，任中学校长。他公开揭露袁世凯的窃国阴谋，组织学生进行军训，为讨袁作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爷爷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当时，蒋介石效法德、意法西斯，在全国遍布军警特务。开会时，只要提到“蒋委员长”，就强令人们立正。爷爷坚决反对，向学生说：“蒋先生不是讲三民主义吗?三民主义中有一条，就是民权，讲民权就要讲民主，用不着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一套。”建华中学为革命培养了不少进步学生。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成立由国民党控制下的国民参政会。爷爷和少数民主人士以及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明、秦邦宪、邓颖超等共产党领导人受聘为参政员。蒋介石为控制四川，企图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以便掌握四川的地方势力，巩固他在大后方的法西斯统治。爷爷洞烛其奸，在参政会上加以批评抵制。蒋介石在会上不便发作，回去后大骂说：“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蒋介石搞一党专政，拖延实施宪法，一再说人民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必须先实行训政。他在会上自我解嘲地说：“训就是教训，教训有什么不好呢?昨天张表方先生不是也教训了我吗!”
发表日期：
1987年
来源：
《名人传记》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