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肺科医生，从1944年起担任上海虹桥疗养院副院长，肺科主任，当时正院长是丁惠康医生。
    民盟罗隆基先生于1947年因患肺结核、糖尿病住院，由我负责诊治。由此我与民盟同志接触较多，知道了民盟为民主运动斗争的光荣历史，特别对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刚正不阿的品格和一生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事迹，深表景仰。在1949年3～4月间，张老身体有病，我劝他人院进行全身检查并治疗，同时对已经查出的齿槽脓漏与尿道感染等疾病进行相应的调治。张老态度谦和，待人诚恳，我对他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
    1949年5月10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锦文，身穿军装，腰佩手枪，带领武装特务六人，前来虹桥疗养院，直闯进张、罗两人的病房(当时张住205号、罗住206号)，叫他们集中到206号，说要把他们逮捕带走。阎锦文当时气势汹汹，他凶神恶煞似地问我：“他们生的什么病，病况怎样?”我说：“我是医院的郑医生，张先生患尿道感染和齿槽脓漏；罗先生患活动性肺结核和糖尿病，都病重不能离院。”阎略加思索后说：“如果暂不带走，必须有人担保才行。”站在旁边的副护士长张刚女士就指着我说：“为张、罗两位治病的郑医生就是本院的副院长。”我就接着说：“我可以担保。”阎即进一步威胁我说：“你肯不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我毅然回答：“可以。”接着，即跟他们一起走到西病房护士办公室，写出书面担保，签名盖章，面交阎锦文。这时，阎嘱将张、罗两人暂时寄押在206号病房，隔壁空出一间病房，特指令两名特务住院驻守，日夜轮班，严密监视。
    回想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医生，平时不问政治，但对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法西斯行为极表愤恨，同时对从事民主运动的进步人士衷心敬佩。张老和罗隆基先生是当时民盟的领导人，他们是爱国、民主、进步的模范人物，他们平时的言行使我深受教育，我当时敢于挺身而出作担保，主要是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
    自从他们被寄押在病房之后，我就借看病的机会，与他们互通消息，一面劝阻来客探望，免受牵累，一面通知民盟叶笃义同志设法营救。叶闻讯后，即多方奔走，曾通过美国领事馆等渠道，邀美国友人来院探望，以扩大影响。在此紧要关头，特务对叶笃义同志的搜捕也日益加紧，我从驻院特务口吻中得到这个消息，想立刻通知他，但又找不到他。正在焦急、纳闷，一天，叶进入医院门诊室，和我相遇，我立即把他拉到一旁，轻轻地告诉他：“特务正要抓你，赶快躲避，千万不能逗留!”以前我把营救张、罗的希望寄托在叶笃义同志身上，现在我又叫老叶躲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承担这样的风险，而自己又没有什么好办法，日子一天天过去，风声越来越紧，内心焦灼万状。
    每次阎锦文来院，总是耀武扬威，咄咄逼人。有次，阎曾向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之意，这种话谁敢相信呢?罗先生曾叫我设法去找我能联系到的田淑君(杨虎的家属)的朋友，可是没有直接和田淑君碰面接上头。形势紧急，在此无可奈何的时候，我想策划与张、罗同逃。原来虹桥疗养院有个后门，门锁陈旧不堪，极易打开，这一情况，只有我清楚，我想从这里带他们同逃。我曾把这一设想偷偷告诉他们。他们认为白天不能露面，晚上又戒严，就是走出去，路上仍难通过。这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郊区，炮声隐约可闻，但我正为他们的安全担心、着急，徒叹奈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一天的清晨6时，我在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培恩公寓42室诊所接到罗隆基先生打来电话说：“张老和我已被阎锦文救出，接到南昌路杨虎司令的家里，一切都好，你来后，当再详谈。”放下电话听筒，我心上的石头落了地，立刻拎起药箱，奔到南昌路杨寓，向他们两位握手庆贺，欢欣、兴奋之情，难以表达。这时，门外一队队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正在阔步前进，男女老少都拥到马路上争看人民子弟兵，市民们纵情歌唱，欢庆上海解放。此后几天，我每天抽空去为张老打针、治病。张老和罗隆基先生离沪赴京，由正院长丁惠康医生亲自护送，我因医务忙未能随行，心殊不安。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从报上看到张老长髯飘拂、神采奕奕，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巨幅照片，真是高兴极了，连夜写信去祝贺。1950年我赴京开会，张老和罗隆基先生设宴款待，张老亲来陪宴半小时，经劝阻后始回家休息。席间，张老还垂询我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倍至关怀，使我感念难忘。
    历经十年浩劫，去年9月25日，我们夫妇两人由民盟中央叶笃义同志和张老哲嗣张乔啬同志陪同赴八宝山公墓，到张老墓前致敬，实现多年来的心愿。
    张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一生，勋劳卓著。我有幸在风雨如磬的日子里，认识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为民盟的革命活动略尽绵薄之力，引以为荣。最近经叶笃义、张乔啬同志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作一个新盟员，更加感奋。今后，自当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奋发工作，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