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与中国传统文化
许广清 苏枚 李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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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说仁 , 说义 , 传统文化 , 仁本思想 , 社会主义 , 墨子贵义 , 民主革命 ,


一、仁本思想
    张澜先生出身于耕读之家,是前清秀才、廪生,在成都尊经书院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专攻《仪礼》《毛诗》《孟子》《墨子》,对我国古代文化,不仅是一般的了解,而且颇有造诣,曾被目为尊经书院的高材生。他自己也在《自传》中说“少承父母之良训,研习经史,以气节自励”。这就告诉我们,他半个世纪政治活动所表现出的至大至刚的恢宏志气,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节操,是表现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的延伸和发扬。
    仁与义,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两大支柱。仁是精神境界,指心胸、气度。《辞海》说它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义是指一定道德规范下的行为准则。张澜先生曾在他所著的《说仁·说义》的序言中说:“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在人我关系上,他是一位严格的仁本主义者。他的一生行事都可以在“仁”这个含义广泛的范畴中找到根据。
    仁在爱人,“亲亲为大”。张澜先生认为这种爱是天所赋予的,存于天地之间。他说:“民之禀仁于天,而执持以为常道也。”我们应该把禀赋于天的仁抓住不放,作为绝对真理,形成自己应世做人的道理。在他看来,天是爱于人的,雨露风霜,应时而至,给人以生生不息的生存条件。人受命于天,就应该法于天,从而廉洁奉公,选贤与能,养成“与天地同体”的涵覆一切的恢宏气度。他说:“有人则有仁,无仁则非人。”相互亲爱,不逞爪牙之利相残害,这才是人的本质。面对现实,他不无感慨地说:“世界人类无一非爱之结合,即无一非仁之流行也。今日者,人道苦矣!战争历数年,死伤遍世界,国则友仇变于一旦,家则亲子散于四方。彼为暴者,但逞凶强,罔知正义,其性与虎狼何殊?茫茫宇宙,毫无生趣。有志救世者,其必体天地施生之德,而以存仁心,行仁政为急务,以求达世界之和平也。”
    但是,张澜先生认为,仁在人之身并不是一个僵死的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因为“人心之发,易人于妄”。即客观世界,美善邪恶纷呈,声色货利常摇撼人的心志,极易使人走上歧途。比如青年学生,在纯静的校园骂军阀劣绅,而一旦走上社会,却又由骂者而变为比所骂更坏的行者。(见《中国学生底出路》)所以,他对“仁”的这种本质,进行自我修炼,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邪恶相侵而能洁身自好,不致自毁名节。对此,他是很下了功夫的。所总结写成的《四勉·一戒》,是为后人留下的千古良言。他说:“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四者中,爱是修的前提,无爱谈不上修。修成至大至刚的仁者之气,临事辅以自我尊重,自然能自强不息,“与日俱进”了。
    体现天地之德的大仁既然是矛盾斗争的产物,在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方面,也自有其不同的形态。仁的运行,在人为人道,在君为君道。但是“亲亲为大”的本质是同一的。所以,他以“仁”衡量清王朝的统治者,也以“仁”衡量后之“民群领袖(党)主持大政者”。因“仁为治天下之大本”,所以他说:
    天也,君也,民也,其关系皆不外乎仁。人能体此仁,即可合于天。天人之相与,固以一仁为之筅枢。而君能帅天下以仁,则民亦自从之也。此等大义,今人视若陈言,实则政体虽更,君主虽废,而为民群领袖主持大政者,要当深体古之君道,敬天畏民,本至仁以与兆庶相感召,然后人极立,而化功成。
    (《说仁》)
    张澜先生经历洪宪、北洋政府、民国几个时期,为政者皆不耻不仁不义,嚣然成风,恬不为怪,陷国家于阽危。对此,他长太息以后说:
    无耻无节,而义亡矣。义亡而人皆唯利是图。徒震惊于势位,不惜枉己辱已,相率而为妾妇之道,为乡原,官邪日彰,士气消沮,内政不修,外患未已,国家之危,殆哉!岌岌时至今日,直可为痛哭者也。举世滔滔,则安得上为公忠自矢,下以名节相高?在朝无愚鄙污秽之人,在野皆忠厚清修之士,见之者谓其如竹筠松心,闻之者足以使顽廉懦立。能存天地之正气,即能保国家于永存,此则所殷切跂望者也。
    (《说义》)
    这些话,说它是无韵之离骚,也不为过。涵盖宇宙世界、天地国家人民的仁,既是张澜先生批判现实世界的锐利武器,也是他能“与日俱进”、自强不息的原动力。
二、社会主义
    张澜先生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民族屈辱,于1872年4月2日来到这个世界上。这里,仅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论。1874年,日本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清政府予以抵御。日本自知无法取胜,转而谈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偿付日本50万两白银作赔款。时张澜先生两岁。1895年,清政府与日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这数目相当于日本国家四年半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强了日本的国力。时张澜先生23岁。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款给日本3400万两白银(向英美等十一国赔款总额为4.5亿两白银)。时张澜先生29岁。为偿付日本巨额赔款,清政府曾五次向其帝国主义举借外债,其中有三次是附带主权的大宗借款,条件非常苛刻。最终所偿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共达6.9亿多两白银。这惊人数字的背后,自然是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1903年,张澜受派赴因侵略中国而富强起来的日本留学,可以想见,以涵天盖地的仁塑造毓成的张澜先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和感情。也可以想见,他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讲演,其中“吾辈为爱国而来”的宣言,有何等的分量!爱国“虽仇亦亲人”,不爱国“虽亲亦仇之”的话语,又是何等的感情进发!在爱国爱人民的亲仇之间,所表现出的是面对号称屠户的赵尔丰的“洋枪抵胸,大刀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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