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罗瑞卿都以曾是先生的学生而为其荣

人不可以不自爱
人不可以不自修
人不可以不自尊
人不可以不自强
而人断不可以自欺。

以上五句话，乃张澜先生1942年写下的。先生时年70岁。
他将这五句话概括为“四勉一戒”。
是对自己的。是对儿女的。也是对当时中国青年一代的。
人总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
何谓“有一点儿精神”？
我想，便是人应该自己对自己有种要求，有种原则吧？人到了70岁的时候，还仍然有必要自己对自己有种要求，有这种原则么？
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总而言之，到了70岁的时候，还仍然自己对自己有要求，还仍然一以贯之地恪守做人原则的人，古今中外，确乎是有的。如张澜先生。
所以，朱德、罗瑞卿，都以曾是张澜先生的学生而为其荣。
所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自内心地对张澜说：“表老，你的德很好啊，你是与日俱进啊！”

   然而，张澜先生，却并非什么职业的道德家。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首先是一位刚直不阿一往无前地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先驱。首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近现代史，因为有了张澜这一个重要的名字，其政治的篇章而更加云涌星驰，多姿多彩。
夫人老母仍在家乡过着农家生活
那么，让我们来领略一下张澜先生的一生吧！
留日时期的青年张澜，曾公开在同学中倡议敦促慈禧退位，因而被晚清当局视为“康梁党羽”。
  19世纪末，诸列强国加紧了对中国铁路修筑权的争夺，收回和捍卫铁路主权成为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四川人民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保路风潮”。事关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张澜先生以一介布衣知识分子而义无反顾、振臂疾呼，英勇挺身于“保路”前列。枪口相向而面不改色，大刀横颈而志不可夺。
他是当时幸而未死的谭嗣同。
他是当时知识者中的一位林祥谦。
他是当时四川百姓的一位施洋大律师。

   他是当时的一秉闻一多式的红烛，照亮着老百姓无助的心。只不过老百姓及时用千千万万双手护住了那样一秉红烛的光耀，使反动当局虽囚禁了他，却慑于人民的愤怒，终未敢将屠刀向他砍下……
其后，张澜先生之一生，便奉献给了当时中国这个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颓败国家。为了它的复兴与前途，无怨无悔。

   所以，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他以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及“民盟”创始人的身份，欣喜地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

    张澜先生身居高位，并非从1949年开始，他曾任晚清政府的川北宣慰使，曾任民国时期的四川省省长。用张澜足以安四川，这一点是反动如段祺瑞者也十分明白的。张澜先生却从不为高位所惑，只当重权是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前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主政期间，家贫如故。夫人老母及一概亲人，仍在家乡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其四弟曾请求在他的政府机关中谋一低职，遭断然拒绝，谆谆相劝道：“我不能任用亲人，你在家中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

    当时南充军阀石青阳欲倒张澜，曾派人乔装暗访其家，但见“环堵萧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无可窃物。”暗访者以实相告，石叹曰“川北圣人之誉，名不虚传也。”其高风亮节，连政敌亦无不钦然。
张澜先生的母亲逝世时，先生不在榻前。

     老母留下遗言：“我劳累一辈子，没给儿孙留下半间房，半分地，还死在别人的屋子里。望儿无论如何要积点儿钱，置点儿业，就算是我留下的祖业吧，我死了也才心安。”

     先生因泣曰：“母亲清醒时，想来老人家是绝不会叫我顾私的。家中曾有过的一点儿祖业，竟也被我卖掉，周济了穷人。母亲的遗嘱，我实难做到啊！看来，我将永远不是一个孝子了！”

一次次拒绝了为他安排的住宅

    被选为新中国国家副主席后的张澜先生，为着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将夫人及儿女从四川迁到北京。张澜先生，一次次拒绝了国家为他安排的住宅。在他看来，那些院子委实太大了，房屋也委实太好了。后来，他亲自选择，终于合家团聚在一处小小的旧陋的宅院里。

十月一日的前几天，按照周恩来的亲自指示，有关方面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先生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张澜先生婉言退回。

   他说：“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
于是，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的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
张澜先生，还是位卓越的教育家。

中国现代史上诸多名人受业于张澜名下。

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亲自聆听过张澜先生演讲。其社会学思想，深受张澜先生之爱国济民思想的影响。

   张澜先生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兼教务长时，大简接待礼仪。知县到校视察，也仅在客厅备茶款待。随从护丁，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以保障校园清肃称序。

   有所谓“饱学之士”，反对张澜先生之新教育思想，当街贴出一副对联辱骂与影射。学生中激忿者，亦七言八语凑成对联，粗语相讥，夜半贴在对方家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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