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应当怎样对待仕途?如何对待政治场中的风风雨雨呢？张澜先生以其思想和行动，做出了明确回答。先生的仕观既有对我国有历史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先生在仕途上，在政治斗争风雨中百折不挠，求索不止的实践，为后世树立了可贵的榜样。研究先生的为仕思想，不仅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位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崇高的精神品质，了解他与日俱进的精神动力何在，而且也有利于人们提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的热情，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我国历代知识分子对待仕途的态度大致可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种：一种是积极出仕，孜孜求官，以青云直上为荣；另一种是厌弃做官，出世隐居，以清高自洁而受人敬重。几千年来，求官的士子们，勿论其出身高贵还是贫贱，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抱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想法，把入仕作为猎取名利的手段。一旦跃过“龙门”、“名登金榜”便成为统治集团的鹰犬，甚至与恶势力沆瀣上气，为非作歹。有的人为了求官或者博取升迁，不顾廉耻，巴结逢迎，无所不用其极，因而人们对求官者总有几分鄙视，对那些洁身自好，不与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隐逸们，总怀有几分敬意。鄙弃功名富贵，赞慕清高成为旧中国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心态。尤其是在社会动乱的时代，超凡出尘，洁身自好，不仅是受人敬重的清高之举，而且是远祸自保的—种重要手段，陶渊明弃官归隐，所以长期为人称道，恐怕这种心态也是原因之一吧。生活在黑暗动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澜先生，并没有被这种流传已久的观念所左右，对于出仕，采取了一种不厌弃的态度。从参加保路运动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他先后出任过川北宣慰使，临时国会众议院议员。讨袁军总司令部政务长、四川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长，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等。几十年间，勿论升降沉浮，他始终不为旧官场腐败习气所熏染，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处污泥而不染，保持了高洁品质。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先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艰险。保路风潮申，他被赵尔丰投入监狱，刀架在脖子上，枪口顶住胸膛，随时都有被害的可能；先生出任四川省省长不久，成都发生军阀混战，他被迫由成都出奔绵阳，走陕南到北京，出入于枪林弹雨，奔走于穷山峻岭，随时都有丧生的危险。1941年，年逾古稀的张澜先生政治热情不减当年，在成都参加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会后遭到特务分子的袭击、殴打。装有毒汁的药水瓶突然迎面打来，幸被车篷挡住，先生才幸免于难。全国大陆解放前夕，先生被困在上海，受到特务软禁，但他毫无畏惧，刘文辉，邓锡侯到上海去看望他，他说服二人率部起义。蒋介石逃奔台湾之前，下令杀害张澜先生，幸得上海地下党营救及时，先生才得绝处逢生。可以说用九死一生来概括先生几十年政治生涯也不为过。时常面临生与死考验，并没有使先生斗志稍减。他不屈不挠，不退缩，不回避，从无归隐山林，超凡出世之想，也无委曲求全，苟且偷安的举动，始终保持了以身许国。求索不止的进取精神。这些足以说明，张澜先生有一个正确的出仕目的，有他自己不同于前人的出仕观。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把人们出仕的动机分作“谋食”与“谋道”两类。谋食者如苏秦。张仪、李斯之辈，以出仕作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手段。他们出仕是为了“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出于这自私的目的，有的人可以不要人格，不要廉耻，巴结上司，取悦于当权者。谋道者如孔子、屈原等人，他们重道轻财，把出仕作为施展自己才华，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途径。他们勿论穷通，都以救世济民为已任，从孔子、屈原到杜甫到林则徐，勿论是为官为民，显达还是穷窘，他们都忧国忧民，胸怀天下，关心国计民生。由于家学的影响，先生幼年即熟读经史，对先秦诸子百家都有很深的研究。他尤其喜爱研读儒家经典和墨经。儒家重义轻利思想为基础的仕观，自然为先生所继承。这种继承也绝不是守成不变。比如，孔子曾经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来为儒士们奉为处世信条。张澜先生则突破这种传统观念，勿论是达是穷，都不放松对国家大事的关心，都不减退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在遭受黑暗势力的迫害的时候，绝不思退，不逃避现实，始终身以“兼济天下”为务，不以“独善其身”自适，这样他就保持了一种永不减退的奋进精神，道路漫长，求索不止。毛泽东同志赞扬先生“与日俱进”，准确地概括了张澜先生值得后人效法的主要特点，主要长处。
张澜先生的出仕观，是以他重道德修养，重高尚理想的人生价值取向为思想基础的。先生八十岁生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为他举行的祝寿会上，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以寿的长短来计算。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先生正是把这作为自己处世指南的，任何时候，都崇尚道德修养。他的《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墨子贵义》等著述，都精辟地阐述了他的这种人生价值取向。他常常教育自己的子女和学生为人要重仁义和重气节。对孔子学说中的“仁”，孟子学说中的“义”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言“仁”不能自私自利，言“义”必有廉耻气节。这种解释继承了儒学的积极成分，“忠恕”，“爱人”即尊重别人，对人有同情心，又溶入了墨家的“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乎人即为，不利乎人即止”，《墨子?非乐上》，忘我地为天下人谋福利的仁义观。吸收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形成他自己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道德观念，而且始终不渝地把“立德”放在首位，这样，重义忘利，先人后已，时时为百姓，为天下计就构成了张澜仕观的基本特征。
      张澜仕观又一重要特征是节俭守廉。“求天下之利，徐天下之害”为目的，先生的出仕必然以效力于国家、社会，效力于民众为务。先生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