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了。三校师生都复员北上，我也取道上海回到北平。

在上海，华岗同志来看我，他给我一笔钱，补助路费。又和冯雪峰同志与上海的民主人士都见了面。到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中教联、小教联讲演，参加了上海车站欢送马叙伦的群众大会和游行。7月11日、15日，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消息都是联大学生刘时平(党员，现在《人民日报》)告诉我的。悲愤之极，只好用文字来控诉。接连在《群众》、《周报》、《民主》、《文萃》和《文汇》报上发表许多篇追悼的文章。大约是在17、18日晚上，在张君劢住的地方看见周恩来同志。

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们一道进人解放区的。不料当天的报纸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郑振铎)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他谆谆告诫，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切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有一次他陪我买一支自来水笔，铺子里问要不要刻名字，我说要，提笔刚写了吴字上半的口字，西谛先生立刻抢笔过去，代我写了“辰伯”二字，还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怪我太粗心了。在上海的时候，张澜离平前筹措路费，严景耀夫妇给了我50元美金，清华的美国教授温德给我150元美金。温德这笔钱，解放后分作两次归还。还钱以前，曾经请示过刘仁同志。但是由于缺乏群众斗争的锻炼，由于没有系统的学习理论，虽然从来没有学过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在思想上却深深中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先入为主的毒害，尽管学习过《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文字上懂了，道理上却并没有懂得透彻。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张澜、黄炎培、罗隆基交给我带到解放区的意见，主要是民盟参加联合政府，要保持退出的权利，成为在野党。这种违反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联合政府原则的行为，当时不能加以驳斥。只是声明这个意见必须得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的同意后，才能作为民盟的意见呈送给中共中央。后来到解放区以后，沈、章从海道到东北，无从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件事就作罢了。

(摘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1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