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年。7月4日,七十四岁高龄的张澜,在范朴斋的陪同下,八时四十分自太平寺机场乘坐飞机离开成都,九时四十五分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入住上清寺特园。此次重庆行,时间之长,事务之忙,影响之大,收获之多,无疑均超过以往。
持正秉公真表老
1945年7月6日,张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赴渝任务》,称此次来渝,任务有二:“一为促进国内民主团结”,“一为商讨同盟盟务”。他还强调:“同盟总部设于重庆,本人离渝已久,盟务诸多问题尚待商讨,以便加强推进”。
当时,盟务诸多问题中,最需加强推进的,当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早在春夏之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战后中国命运等问题提出主张。在这一背景下,民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也当应对时局变化,开启新的历史使命。
6月5日,民盟总书记左舜生曾在重庆信义街召集在渝中委开会,议定于7月1日至5日在重庆举行代表大会。但由于时间仓促,又因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冷遹等中委7月1日至5日去延安访问,此间召开代表大会已无可能。随着抗战胜利日近,国共争端日紧,民盟召开大会、力促国内团结的事已不能再拖。为此,张澜抵渝后,随即为两事而奔走。
7月6日下午,在民盟重庆市支部举行的欢迎会上,张澜发表讲话,认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主团结”。24日,民盟举行纪念邹韬奋、杜重远大会,张澜在致辞中强调“人民的民主团结,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25日,张澜在特园召集民盟中执委会,作出通过民盟对时局宣言、10月1日在成都召开民盟临时代表大会、限期成立民盟重庆市支部等三项决议。8月3日,民盟在特园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会上,张澜介绍了民盟的历史及一贯主张,强调民盟历来主张民主、团结、抗战,而其中尤以民主为中心的中心。11日,他就抗战的胜利结束发表谈话,表示民盟愿以最大努力协助各方面“向着人民的要求去做”,“协助其有所成功”。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及十项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为了更好地推动民主建国的任务,民盟总部最终决定代表大会在陪都重庆举行。8月16日,张澜嘱付范朴斋去成都,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筹款,并带信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坚定他们对民盟的信心。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1日至12日在特园召开(图一)。
(图一)
这是民盟历史上的一次盛会:参会代表人数多且代表性强, 一会期长且程序规范,会议不仅充实了领导集体,还通过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报告、大会宣言及民盟纲领,为民盟的后续发展夯实了基础。张澜在开幕会和闭幕会上致词,坚信“我们能使人民的要求和主张,能透过我们的组织表达出来,我们的力量将不可估计,而前途的光明远大,更可预卜”,希望“民盟中不论有党籍的盟员与无党籍的盟员之间,以及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必须互信互谅,精诚团结,才能完成重大使命”。
根据新改规程,本次大会改选主席,张澜再次当选。这是历史的选择。1939年11月23日,他与人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2月25日,他与黄炎培等在重庆新村4号共商组织民主同盟具体办法;3月19日,他出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会,10月又接任民盟中央主席;11月16日,他与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在国统区公开宣布政团同盟的成立。其后,他邀请救国会参加政团同盟,参与推动宪政运动,不断扩大民盟的组织及影响。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他继续被推举为主席。这也是全体代表的选择。《民主星期刊》所刊文章认为,张澜“曾经从他的一切言行中证明他是一个贤明的领导人物,这次又以大会全体一致的起立方式拥戴他为同盟的领导人”。这还是广大盟员的选择。范朴斋在日记中认为张澜“持正敢言,公而无私”,“品格甚高,言行相符,故能感召群众”。
10月15日至16日,张澜在特园召集第一次中全会,协商选举了十八名常委,讨论通过了大会宣言及大会交议的各项议案,决议在全国设置七个总支部,在重庆筹办民盟机关报《民主报》。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张澜与各方协商民盟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反内战运动,呼吁国共两党停止武装冲突。10月26日,他在民盟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不愿中国再见内战,军事冲突应立即停止,希望舆论界一致主张。”11月19日,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联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