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我父亲相知在1919年，相见在1945年。
    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毛泽东的思想受他们二人的影响，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晨报》副刊的总编辑，我父亲是《晨报》的董事长。当时我父亲是四川省省长，在北京设立四川省行署，有权力，有财力，思想倾向于接受新生事物。他接管研究系主办的《晨钟报》，改组为《晨报》，聘蒲殿俊为社长；蒲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的教育部长之职，而应我父亲之聘，在李大钊的配合下，通过《晨报》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我父亲第一个在《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上发表《答梁乔山书》，公开赞扬共产主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在《晨报》上写了30多篇文章，瞿秋白写了30多篇文章，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的副刊上连载发表的。当时的《晨报》是全国四大报纸之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晨报》印刷所印刷发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丛书》，深得进步青年的喜爱，我父亲也成了进步青年中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吴玉章创办法华教育学会和资助留法勤工俭学，没有经费，我父亲商得教育部长傅增湘的支持，借川汉铁路股款利息6万多元以资助之。当时毛泽东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负责人，章士钊也曾以2万元作过资助。通过这些事情，我父亲也知道了毛泽东。所以我说相知在1919年。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是论述湖南自治问题，主张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我父亲与吴玉章在四川筹办四川自治，我父亲在南充进行自治试点，一搞就是五年。由此可见，他们认识是相同的，彼此是相知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南方局搞统战工作的徐冰(解放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来“特园”告诉我父亲，我父亲要去机场迎接。徐冰认为他年老了(比毛泽东大21岁)，天气又热，不要去，我父亲一定要去。当时受特务的控制，去迎接的人不多。毛泽东一下飞机，见一位身材高大有长胡子的老人，知道是张澜，不待周恩来介绍，就走过去与他握手，连声问好。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特园”拜访我父亲。我父亲见毛泽东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倍加尊敬。毛泽东走时，我父亲亲自送到大门口，望着毛泽东的背影，他对周围的人说：“得天下者是毛泽东!”
    9月2日，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偕同沈钧儒、黄炎培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我父亲素知蒋介石说话不算数，向毛泽东建议公开国共谈判的内容，让全世界和全国都知道，促使谈判早日成功，并由他以给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毛泽东欣然采纳。9月16日，重庆的《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发表了我父亲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9月15日，上党事件发生，蒋介石一面和谈，一面打。父亲素知蒋介石无诚意，曾对李济深说：“蒋介石的和谈是骗局，大打大骗，小打小骗。”毛泽东知道我父亲是言行一致的人，第三次到“特园”之时，两人关门谈了三个多小时。毛泽东讲了心中的话：第一，如果国共打起来，希望我父亲影响西南地方实力派联共反蒋。第二，希望我父亲协助地下党开展游击战。我父亲——答应了。他还说：“张国焘在四川，如果不是杀人过多，早站住脚了。”毛泽东说：“我们纠正了。”毛泽东回延安不久，南方局把任务布置给于江震、贾子群，要贾子群回南充任建华中学副校长，暗中组织“民主联军”。一时之间，南充地下党的活动，大都以民盟和张澜的名义出现。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策动工作，成了四川民盟的主要工作。1946年，民盟总部迁南京，我父亲没有同去，留在四川。他的思想重点，是做西南实力派的工作。后来因为南京发生了参不参加“国民大会”的重大问题，民盟受了影响，他才东下上海。他在上海受尽了政治迫害和经济压迫，过着非常人能忍受的生活，主要是为了忠于自己的理想，以力行不怠的精神，实践于对毛泽东的诺言。
    1947年11月，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惊惶失措，迁怒中国民主同盟，说它执行的是共产党的“地下路线”，强迫解散了民盟总部，软禁我父亲于上海。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大雪纷飞，小偷又偷走了他唯一的一件皮袄。父亲穿一件棉袄，伏在一张方桌上不懈地写《墨子贵义》。他素认为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相结合，才能实现“天下为公、大同之世”的理想。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写《墨子贵义》以明其志。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要求和谈。6日，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记者高尔雅访问我父亲。当时国民党宣传中共是国际共产党，是“苏联第五纵队”。高尔雅问：“中共领袖是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者?”我父亲回答说：他没有到过解放区，只好表示些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上看到的心得。如果毛泽东照这本书做，他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者。我父亲又表示他不赞成国际共产主义，他赞成中国共产党执行中国的共产主义。由此可见，我父亲深刻理解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中国的共产主义的人，这也是他敬仰毛泽东之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父亲在生死关键时刻，经上海地下党营救脱险。29日，他打电报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电文长达176个字，庆贺人民解放军的光辉胜利，关心上海工商业的新发展，并问如何安定，如何建设，准备前来领教。毛泽东接电立即在原电后拟了回电：“表方先生：艳电敬悉。革命军事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这一电文，表明当时毛泽东的思想重点已经转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