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澜，一生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漫长岁月。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把一生的心血与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陈毅同志说他一生中有四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密切合作，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初衷不变。
父亲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办《晨报》，延聘李大钊、瞿秋白为主编和主笔。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爆发，父亲深受其影响，极力支持吴玉章组织的法华学会，并应陈毅、王若飞、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之请，以四川省省长名义出面要求北京政府命令交通银行借川汉铁路之款，资助西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救济那些因四川水灾流离在京、沪、武汉等地的川籍学生，促使赴法勤工俭学得以实现，并使流离的川籍的学生得到救济。在川北南充办学期间，对共产党人不避嫌疑，与吴玉章亲密无间，对当时中共川北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更倍加爱护。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被捕后被判死刑，父亲挺身而出，要求当局公开审理，使张能有申辩机会，张因舌战“灵官”（王陵基），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同情，舆论纷然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死刑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有些共产党员站不脚了，父亲不是将他们转移，就是改聘为家庭教师，以教育自己的子女或乡里儿童为掩护。出任成都大学校长时，他支持学校中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常以自己的工资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野火》、《科学思想》等刊物以宣传革命思想。总之，父亲无论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对身边和周围的共产党人的工作和活动，都给予热情的关怀，切实的帮助和支持。
父亲出席国民参政会和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之后，与党的高级领导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国是问题上，一直与党取一致态度，并利用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作不懈的斗争。“七·七”事变后第二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父亲以教育界人士被聘为参政员，在会议期间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各地民主人士，在磋商政见、议论国是中，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党抗日民主政策的信念。会上，父亲根据时局的现状，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全面抗战，废除特务组织，取消党化教育，并找蒋介石直接“对话”。他直率的话语，常使蒋介石脸红筋胀，无言答对。他的言行，受到党和各界人士的赞许。参政会后，周恩来同志特别指定八路军办事处周怡和徐冰与他经常联系，以开展党在西南地区的统战工作。
1939年，南京武汉相继失守，蒋介石置大敌当前于不顾，肆意反共。杨森奉令制造“平江惨案”，父亲很气愤，公开出面在重庆召开座谈会，请董必武介绍“平江惨案”的经过，使“平江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国民党反动派虽恨之入骨，但一时也无可奈何！
父亲担任民盟主席后，得到西南军政、文教、工商各界主张抗日反蒋人士的广泛支持。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民盟组织随即成长壮大起来。11月23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政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变的”。朱德总司令自陕北给我父亲来信，尊称他为老师，表示支持他的民主事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切支持，给予了父亲极大的鼓舞。
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件”后，查封了各地的新华书店，逼走了邹韬奋。父亲为国家前途计，与力主抗日的十位国民参政员出面调解，并以中共1939年“七七宣言”的原则，多次向蒋介石面谈，严正之词，出于肺腑。后在国民参政会上与董必武等人联署提案：“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加强抗战力量，树立战时民意机构，保障人民自由，取消特务组织，取消军队党部，国民党党费不由国库开支，不能强迫公务员加入国民党”。这个提案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蒋介石大骂我父亲：“他把我当成宣统皇帝了！”并下令，这个提案不许大会讨论。父亲因此两次拒绝参加会议，写成了一本名曰《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小册子，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蒋介石看了这本小册子，立即约见我父亲，当面吓唬他：“你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并马上下令将此书列为禁书。可是延安《解放日报》却详加介绍，大量翻印，以广影响。成都、昆明、上海、广州等地，亦广为翻印并秘密发行。它不仅禁而未止，反而引起了更为巨大的反应。民盟在这一时期，不仅在国内日益壮大，在国外也得到爱国民主人士的拥护，美国、英国、东南亚各地纷纷成立了民盟总支与支部，民盟影响逐渐增大。蒋介石对日益发展起来的民盟组织虽然痛恨，却为那时民主运动形势所慑，只得徒唤奈何！
我父亲除担任民盟主席外，在成都还担任了慈惠堂理事长。抗战后期，慈惠堂成了民盟活动中心，它下设的七个单位多由共产党员领导。对他们，父亲十分信任，并加以掩护。1944年10月、1946年3月，曾两次在华西坝五所大学讲演，痛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腐化政治，阐明必须实行民主，国家才能统一，鼓励学生冲破干涉和限制，关心国事，干预国事，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但反动派对他恨透了，国民党特务与三青团拼凑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张澜的示威游行，反动报刊配合这次反动游行，大肆造谣污蔑，企图毁我父亲名誉，阻碍他的政治活动。
1945年，毛主席顺应民情，亲自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我父亲前往机场迎接。第二天，毛主席亲往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回访。事后，父亲对我们说：“毛主席态度和蔼诚恳，平易近人”。并感叹地说他自己虽然出身贫苦，但高高在上几十年，沾染了士大夫习气，没能像毛主席那样平等对待工人。父亲说的是，当毛主席回访时，一走进“特园”，便与“特园”工人一一握手。这一情景使他异常感动。毛主席在渝期间，三次走访“特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与我父亲恳切交谈。事后父亲告诉我们，他向毛主席建议：蒋介石素无信义，说话不算数，国共双方谈判，应当有第三者参加以作证人。毛主席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非常拥护。在国共和谈期间，父亲写信给毛主席与蒋介石，要求商谈内容随时公诸国人，并就政治与军事问题发表了他个人的意见，重申了他一贯的主张（见1945年9月18日重庆《新民报》）。谈判中，周恩来副主席还到“特园”将情况告知我父亲。周副主席高瞻远瞩，预见到蒋介石反共本性，授命四川地下党迅速建立一条地下武装通道，以南充建华中学为据点，勘察开发经华蓥山、大巴山、伏牛山至五台山的与八路军取得联系的交通路线。南充建华中学，是我父亲在成都大学的学生共产党员贾子群于1938年创办的，由我父亲任名誉校长，在此进行掩护地下党的工作。父亲以保卫地方治安为名，向邓锡侯要来120枝枪，交由地下党掌握。不幸叛徒告密，国民党动员五县联防兵力围剿，由于父亲在家乡的影响，地下党同志不等大兵到来，早已安全转移。
1946年，旧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开幕了。会议斗争十分激烈，蒋介石以高价收买等手段，把青年党从民盟中拉了出去。在讨论国府委员名额及国大代表名额时，民盟始终与中共合作，共同争取否决权，使得反动派破口大骂：“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特务还强占“特园”四号住宅，监视民盟代表的活动。所谓“铁血锄奸团”的特务组织，公开张贴“打倒张澜”的标语。在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兵占张家口后所召开的伪国大，我父亲也拒绝参加。1946年11月12日晚，在“特园”连续几次打电话叮嘱在南京的民盟代表“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父亲的决心，使得美蒋孤立中共的幻想遭到了彻底破产。
1946年12月，父亲到上海筹备召开民盟二中全会。二中全会制定了维护政协决议的政策，在闭幕式上，他再次号召盟员把被蹂躏的政协精神复活起来。在上海民盟支部发表演说时说：“国民党政府新的和平攻势，没有真诚停战求和的事实，决不能欺骗和动摇民主战士。但目前全国人民在国民党实际进行战争之下，实已到了山穷水尽，民不聊生的地步。为着争取最后的生存和不做变相亡国奴，从北平学生反暴运动开始，全国青年和一般人民的爱国运动，已开始抬头。我们今后民主阵线的奋斗，实际上是民族独立生存的爱国运动，必须更加扩大，直到最后胜利。”（1947年1月19日《民主报》）这番讲话，深刻地表示了他的决心和奋斗目标。
1947年10月22日，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公然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把民盟南京、上海办事处和父亲的住处包围起来。民盟人员的出入均有特务盘查跟踪和监视。最后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行解散民盟总部。父亲当即召集在沪民盟中央常委及中委开紧急会议，大家考虑到全国广大盟员的人身安全，为避免无谓牺牲，决定用张澜的名义发表“公告”，宣布民盟中央委员会解散。“公告”发表后，我父亲忧愤重重，彻夜不眠，沉痛地对他身边的盟员说：“杀头我不怕，我考虑的是全体盟员的安危。”又对我说，“民盟要转入地下”。想了一夜，他实在无法抑制这种愤激，第二天便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呼吁书”说：“本人昨日忍痛通知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且宣布民盟中央委员会之解散。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对于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奋斗。”（1947年11月7日上海《正言报》）民盟广大成员在他这一呼吁下，无不振奋，大多数基层组织纷纷转入地下，积极开展斗争。后来的斗争虽然更加艰苦，但也更有声色了。
民盟总部被强令解散后，一部分民盟中常委化装潜往香港。父亲那时已年迈八十，且数十年为国事奔波已积劳成疾，行动颇感艰难。兼之，他留在上海作用更大，当时民盟在香港的临时总部和活动经费都是父亲安排和多方筹集的，三中全会后，罗涵先自港返沪向我父亲汇报会议全过程，我父亲对罗说：“民盟在这时提出倾向中共一边的口号是适时的”。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发出和谈要求。这时，父亲因病住进虹桥医院，当即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是想利用和谈保存当时现状，不仅中共不同意，人民了也不赞成。不久，解放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长江，势如破竹，直捣蒋介石在南京的巢穴，迅速解放了江南各地。父亲当即抓住这一时机去电张群，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后来，四川的很多党盟同志被营救了出来。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利用各种机会，参予策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川西平原上的起义，迫使蒋介石集团只得把国民政府的牌子挂到台湾孤岛上去。上海临解放前夕，国民党武装特务突然包围父亲所住医院。妄图用枪挟持父亲和罗隆基到台湾。父亲临危不惧，义正言刚，幸得医院郑定竹副院长以身家性命担保，得以转危为安。后又得到中共的妥善安排，方能脱离虎口。
1949年6月，父亲从上海到了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直到1955年，以85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热爱祖国，为民主奋斗的一生。他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奋斗不息。今天，我们缅怀他的时候，更加激励着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