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老不是民盟第一任主席，但是提到民盟主席，一定会想到他。诚如昨天蒙格丽主委在讲话中说，重庆是表老的成就地，他在重庆得到了各方进步人士的共同认可，并接任了民盟主席的职务。在当时民盟三党三派的格局中，恰恰表老是个“无党派”，是最没有政党资源的人。连表老自己都很疑惑：“这真是太奇怪了”。
怪不怪？可能还真怪。表老在重庆遇到的怪事还不少。
1918年3月下旬，途经重庆城口县的山高林密之地，离川进京，在一山垭上隐约见前面一队人马，似为土匪拦劫之状，两随从提议返回。张澜镇静地说：“情况不明就退缩，似此何日才赴京，土匪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要钱么，继续往前走。”迎面而来的果然是土匪，只见来者挡住去路，为首者下马抱拳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我叫王三春。”听说表老去北京述职，于是带人护送一程，并向先生赠送路资银元400块。当然，这笔钱表老是肯定不会要的，同时还告诫王三春不要伤害无辜百姓。土匪不劫财还送盘缠，怪不怪？
1930年10月25日中共广汉特委于本日策动广汉驻军（川军28军第二混成旅）3000余人举行兵变。成大学生参加甚众。行前，他们将行李存放在图书馆，该馆负责人杜象谷曾是张澜的学生、秘书。事发后，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出军警大肆逮捕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成都三大学许多师生被列入了黑名单，连与校长张澜关系密切的成大图书馆负责人杜象谷也被逮捕，“罪名”是杜与参加起义的学生相“勾结”。张澜在重庆闻讯后，急电刘文辉，提出抗议，并请代校长熊晓岩出面斡旋，使杜在被关押了三个月后得以保外就医。按理说刘文辉为此应该非常不爽，但就是这个“不爽”的人在民盟办《光明报》之时，应表老劝说，捐了4万块钱，再后来还入盟了，凡遇到大事，必征求表老和民盟同志的意见。怪不怪？
1943年，表老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9月17日，蒋介石邀请张澜等人交换意见。张澜直言相告，要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介石在第二天参政会大会上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老蒋挨了批评，还是尊称“张表老”。怪不怪？
1946年11月26日，对于是否参加伪国大，民盟内部还有一些争议。周恩来先生建议这样重大的决策，应当请示表老。于是一个电话打到特园，表老在电话里大声重复了三遍：“参加不得呀。”一下稳住了民盟。周公在知道民盟内部有动摇，连他提过“民主之寿”的“劢老似有动摇”的情况下，却肯定表老一定能定住民盟这艘风雨中的航船。怪不怪？
说怪也不怪。1942年，刘文辉在张澜的联络下，终于在旧部吴晋航家中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恩来，两人攀谈甚久。之后，中共的电台直接架到了雅安，刘文辉能直接接受中共信息，为彻底走向进步奠定了基础，自然对表老心生感激。表老“家无恒产，厨灶屡空”的“布衣省长”名号早已传遍，连土匪都听说了，心生敬仰是自然而然。多提一句，这次表老赴京是因为成都沦陷与滇黔联军之手，当时的滇军首领是唐继尧，唐继尧有一支“御林军”叫茨飞军，茨飞军的大队长叫纳吉乌梯。纳吉乌梯后来入盟了，《光明报》办报的时候，他捐了6万块钱，他的汉族名字叫龙云。
1938年7月，张澜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因张澜在西南地区的声望很高，周恩来殷切期望张澜能在西南地区协助中共开展统战工作，共挽祖国危亡。那次会议上张澜参加联署支持由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充分反映了张澜在内的参政员要求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双方愿望不谋而合，高度共鸣。
表老遇事的“怪”，在于他无权无势却总有人支持、追随；他的“不怪”，则源于他一生大德，人们追随其人，更追随其德，而这大德，其实在1903年那个春天就已经决定了。那年，他在重庆的江边等一艘船，带他去上海，然后去日本。他穿着一袭长衫，这是这个乡下孩子第一次穿长衫，后来他把这身长衫从朝天门穿上了天安门。他没有在意这一身的斑驳，心里唯有家国。佛陀曰：“无我者非我、非我所，非我之我。”表老正是以“无我”的境界，真正全身心地奉献于民族与国家，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无我之境界”无愧“川北圣人”之“圣”。
“无我”方能“无畏”，方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民盟晚辈，我们唯有仰视与追随。也许一时做不到“无我”，但心中少装一点儿“我”，就可以多装一点儿家国，才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始终带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总和”的豪情和“十四亿分之一”的谦逊。
注: 这是民盟重庆市委会宣传处副处长余鲲在“永远的瞬间”——张澜先生与民盟历史回顾暨《助力张澜先生故里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签订仪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