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澜出川考察 的日子里，四川的情况变了，蒋介石大军围攻江西红军，阻击红军北上，拉拢四川刘湘，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帅四川大小军阀，参加剿共。刘湘想当四川王，倒向了蒋介石，准备分六路围剿红四方面军。张澜回来后，当夜见刘湘，向他讲述了川外的情况，但刘湘听不进去了。张澜遂回南充休息，这时候川北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退兵在前，保甲在后，沿途抢劫、烧杀、鸡犬不宁、反共传单、告示到处皆是，不明真象的贫下中农也有跟着乱跑的，川北呈现糜烂状态。

川北是田颂尧的防区，征粮已过民国80年，无钱搞救济，加之又遇百年未有的大水灾，人民痛苦已极，成都的士绅尹昌龄、邵从恩等，发起组织”安抚委员会“，救济难民，推尹昌龄为委员长，邵从恩、张澜付之。刘湘的防区在下川东，难民有向重庆流动之势，刘湘欲借张澜在川北的声誉，阻止难民于川北，改提张澜为委员长，并在“安抚委员会”的前面冠以“四川省剿匪区”五个字，张澜辞不就。中共地下省委刘愿安（万景“三、三一”惨案发生时，在成都办《九，五日报》，曾请张澜任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掩护这张报纸）。张秀熟、贾子群、李葆鲁商量，有人提奚致和。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张澜较适合，经过请示上级，让贾子群说服了张澜。

1933年10月17日，安抚委员会在成都成立，张澜在会上讲话，强调“安抚”与“救济”难民的重要性。安抚会成立不久，张澜离开成都回南充，成都的工作交给了邵从恩和秘书刘泗英（青年党），前方的工作交给了老友卢子鹤（南充人）。李璜、卢子鹤随身带着“安抚委员会”印章常往南充，代行安抚委员会长职务。张澜没有到前方，住在家里，有时到重庆。

张澜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人，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在纷乱复杂的局势中，不会看不清方向的。他一贯认为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是复兴中国的重要基地，必须搞好四川的建设，他在家写了一篇长文《治川纲要》给刘湘。这篇从五个方面详述了他治理四川的意见，连续三天发表在《新新新闻》上。

安抚会救济难民的主要问题是经费，他原寄希望于军政界和绅商界，结果大失所望，不得不另改主意，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原救济一组员高孟先（解放后任重庆市民革主委）留下的救济工作日记记载：救济地区是川北，救济组每在一处，工作都十分努力，对难民中有亲戚的，立即动员他们投亲靠友，没有的，吃大锅饭，每天每人8两米。靠演出、募捐、打草蛙、编草帽……搞来的钱开支。如有抽大烟的，还要帮助戒烟。张澜布置的口号是“：“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沟中”，仅管队员们很努力，日夜繁忙，但无依无靠可何止万千！搞了不久，1935年1月底，蒋介石的行辕进川后就解散了。

李璜原不在四川，听说成都要成立安抚会，想为青年党争利，急急忙忙赶回成都。刘湘在43个委员中给了他一个，任命他为“四川剿总政治部主任”，“前敌安抚主任”他亲自到前方指挥100名训练有素的青年党大学生和军官，走遍川北，煽动蛊惑群众反共，散发了几十万张传单，及尽污蔑诽谤之能力。张澜的家庭教师林金若问张澜“先生你平日说共产党好，为什么要到安抚会去？”张澜回答“只不过是为了暂时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