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民主老战士一张澜先生
林金若
张澜先生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后移居永安乡，离县城2 0华里。张先生的家在猫儿石半山上，有一座瓦房，门前有一片竹林，几十株梅花和一湾梯田，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张先生生平廉洁自好，刚正不阿。他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从无任何不良嗜好，他家的人都很勤劳简朴。他闲居乡下时，除关心国事外经常到附近农家走走，访贫问苦，关心家乡人民。在黑暗动乱的年代里，他在家乡写有几十首诗。表现了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思想。
我是张先生的同乡、学生和家庭教师，曾在南充中学教书。南充是川北重镇，在军阀混战时代，是四川军阀杨森、何光烈、刘文辉、邓锡侯、李家玉等争夺之地，有时一年换几次驻军，有时又同驻几个部队，有发生兵变的，有在街上打仗的，军阀们你争我夺，在地方上各拉各的人，各行各的政，各征各的粮，百姓痛苦不堪，学校教育也受到很大影响。我在南充中学读书时，年年闹学潮，一年换几次校长。学校不得安定，学生无法学习。1930年下期，张先生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职，回到南充，南充中学校长陈德召请他来校讲演，他身材高大，长髯飘萧，慈祥中带有威严，讲话时声音宏亮，语调有力。他讲的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他阐述得深入浅出。精辟动人。会埸上有时鸦雀无声，有时掌声雷动，群情激奋，南充中学从来没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我从来没有听人讲过这些道理，这次讲演使我深受教育。
我本来是个爱好静心读书的人，此后我景仰张澜先生，接近进步同学，与他们一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之中。“九一八”事变后，1 9 31年成立“南充各界抗日教国会”该会的宗旨是：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我被选为负责人之一，奔走于各学校和社会各界青年之中。
1930年校长陈德召(国家主义派)借故逮捕了学生朱麟(共产党员)，加之贪污了修马路的公款，引起进步学生不满．群起而攻之。l931年开明人士庞一儒继任校长，庞与张先生友好，陈不服，求救于军阀李家玉，李给了陈一张委任状。陈带了一批流氓打手来学校抢校印，未成。李家玉见事闹大了，改而任命他过去的团长宋时先代校长、庞为校务委员。到了l932年上期，庞又当了校长，恢复了张先生过去在此校办的职业班，如农科班、工科班，受到大家欢迎，但是学潮还是不能平静，不得己下年才请张先生出任校长。张先生来校之初，学校一片紊乱，记得有一次在食堂吃饭，由于社会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影响，学生中也有了两派。两派学生乱闹起来，相互漫骂，张先生站在高板凳上大声疾呼，号召团结，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逐渐平静下来，学校中左派学生较多，听张先生的话，秩序较前稍好。张先生用了一批成都大学共产党员组织的“社科社”毕业学生为教师，教育我们，积极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并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我受此种种影响，开始向革命道路迈进。
张先生一方面鼓励学生好好学习，重视学习成绩，同时又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的疾苦。地方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国家主义派势力很大，都反对他，说他：“包庇共产党”，特别是杨森。认为张先生不支持他，竭力反对张先生，并扬言要加害他。学校内部因此不能完全安定下来。一次南充军阀头头们召集会议，讨论教育问题，邀请张先生参加。大家怕他被杨森扣留，劝他不要去，但他说：“不去不行，这会关系到南充教育和我们学校，不能不去。”毅然一人步行前往。他走后同学们很担心，直道夕阳西下，吃晚饭的时候见他回来了才放下了心。张先生这一次在南充中学，只当了半年校长，便被迫去职了。这时我也毕业了，家庭经济条件决定我不能升学。四处求职，皆无结果。张先生因南充教育败坏，不愿送女儿到学校念书，想请家庭教师，见我思想进步，学习战绩也好，要我担任家庭教师，我欣然同意。就这样193 3年至l936年我在张先生家教他的三个女儿，两个侄女和两个佃农的孩子读书，朝夕与张先生相处。
我到张先生家不久，有同学悄悄告诉朱麟，说反动派要逮捕他，朱麟逃来我处，在张先生家躲避了7、8天。次年果真被捕了。在狱中偷偷带信给我，要我请张先生营救。张先生立即答应。1933年3、4月份，张先生同杨达璋、杜象谷等离开了南充到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考查教育，了解抗日情况。秋天回来，来乡下看望他的人很多，摆谈之中，听他说两广力量还薄弱，意思是他们反蒋抗日还不行。张先生的家离城20华里，他年纪大了，不常进城，我则几乎每周进城一次，和我的同学们、朋友们相会，总带一些书报、杂志，传单回去与张先生同看。有一次我带回一份日本关东军松石××的侵华计划，张先生看了，非常气愤。又有一次我得到几份上海救国会的宣言和共产党的传单，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先生看了，非常赞同，兴奋地与我交谈甚久。上海救国会派杜刚柏来南充与张先生联系，张先生又写信介绍他去成都，与成都主张抗日的人联系。
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了川北，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川军阀平日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喝士兵的血，当然抵挡不住，一个个败了下来。败下来的军队，到处抢劫，乱杀无辜，加以张国涛在苏区执行过左的错误政策，同时人民受到恶意宣传四处逃亡，流来南充的人很多。这时候在成都由邵明叔设计，成都的士绅组成一个“四川省安抚委员会”，决定不带官气，安抚民众。大家推尹昌龄为安抚委员会的委员长，邵从恩、张澜副之。不料刘湘插手进来，在安抚会衔头上加“剿匪区”三个字，变成为“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借张先生在川北的声望，改张先生为安抚会委员长。1933年11月重庆新蜀报以委员长张澜名义发表一篇布告，文笔古怪，布告不像布告，文章不像文章，我看不是张先生的语气和笔调。问他：“张先生，你平日说共产党正派，为什么要到安抚会去办事。”他简短的回答说：“安抚会是救济性质，无非是暂时赈济一下人民的困难”。张先生还从安抚会中带回来几十本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是刘湘剿共得来的，翻印给他的高级军官参考的。他拿给我说：“你爱看这些，拿去看看吧”。
我在张先生家除教书外，还作他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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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1985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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