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英创办《新蜀报》始末
隆准
抗战胜利前后，发源于本土的《新蜀报》表现相当耀眼。从1921年创刊，到建国初期停刊，30年生涯的《新蜀报》堪称重庆报界翘楚，在很多传媒领域开风气之先——它最早与读者互动，坚持每日出版，采购新式转轮印刷机，改用电气铸字，还是抗战八年陪都200多家报刊中唯一一张能够套红的报纸。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新蜀报》的诞生与民盟先贤张澜、鲜英密不可分。
时间倒退到1918年5月2日，四川省省长张澜抵京向北洋政府述职，当局命他在京设立省长行署。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第三个年头，十月革命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国。年底，张澜以省长身份接管《晨钟报》改组为《晨报》,任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工作，随后聘请蒲殿俊为社长，李大钊、瞿秋白等为编务。
1919年4月28日，张澜在《晨报》自由论坛上写了《答梁乔山先生书》，以书信往来方式发表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他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为时不远。他列举了种种原因，说明了方法和步骤，以及注意事项。这不是一封普普通通讨论时事的信，而是预言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书。
也就是张澜在北京主持《晨报》期间，他有感于报纸对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对国家民族的影响，特别致函鲜英，嘱其与陈愚生在重庆办报，在四川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蜀报》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20 世纪初年的四川，军阀势力遍及全省，武装割据代替文官政治。1920年10月，四川督军熊克武与刘湘联合进驻重庆。鲜英正是刘湘军事集团的核心骨干与高级将领，时任刘湘部21军行营参谋长兼铜元局局长，颇有经济实力。
鲜英是张澜在顺庆府中学堂执教的得意门生，师生情谊深厚，欣然应允恩师的提议，联袂川军同袍袁承武、罗仪三共同出资创办《新蜀报》，任董事长与发行人。张澜推荐的陈愚生是与李大钊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的联合创始人，时任川东道署的教育科长。作为《新蜀报》第一任社长，陈愚生在鲜英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猛向最顽固、最腐臭的旧社会基址作不断地攻袭”。报社也在鲜英的支持下，陆续邀请恽代英、肖楚女、陈毅、漆南薰等作主笔，张闻天、杨闇公、吴玉章把该报作为启蒙阵地，《新蜀报》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在四位报纸创始人的相互配合和促动下，《新蜀报》于1921年2月1日顺利发行创刊号，报社地址设在重庆下半城的商业场白象街88号，鲜英专门为报纸印刷而创办的印刷厂“新文化印社”里。其时条件极其简陋、异常艰苦，设备只有一部对开平板机和部分铅字。对于报纸诞生的宗旨，1939年2月1日，《新蜀报》在《本报十八周年纪念》中描述：“本报诞生，恰当战后新思潮彭湃之际，发刊地域，是在号称‘魔窟’之四川，报名新蜀，顾名思义，原期涤除废旧，启迪新机。”创办第一天起，报纸就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其公开的办报宗旨。1935年1月1日该报在《本报改版启事》里，再次申明：“要使文化深入民间，要建立中心议论，以改进社会一切不良现象。”十八年过去了，它依旧不改初衷：“国家民族之立场，即为本报之立场，人民大众之公意，即为本报之意见，凡足以推动时代，有利国家民族者，本报无不竭诚努力，否则，亦尽量指陈，垂涕纠正。此为本报之根本立场，过去如此，今后自亦当如此。”
《新蜀报》创刊之初，发行的是四开土纸竖排报纸，那时因受财力、人力等多方面条件限制，发行量只数百份，部分还需赠阅，时任铜元局局长的鲜英每月都要给报社补给一些津贴。
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中，该报积极反帝反封建，不料发行仅5个月，即因支持学生抵制日货，被当局勒令停刊。经过张澜疏通刘湘，报纸改头换面才继续刊行，并由张澜的好友王白与继任社长，聘请留法勤工俭学回国的周钦岳任总编辑，周钦岳邀约同学陈毅为主笔持续撰写了三年，除时评外短篇小说、白话诗和杂作等十多万字发表。
之后在萧楚女任主笔的两年，他以激昂深刻的文字，赢得了读者喜欢。报纸发行量达到3000份，占重庆报纸的三分之一。1933年5月，“新蜀报四千号”发行纪念册上，称萧楚女为《新蜀报》的第一个大功臣。
然而，与四川军阀第一代不同，刘湘不仅高举“川人治川”的旗帜，更严酷打击中国共产党活动。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新蜀报》两位著名主笔漆南熏和萧楚女被相继杀害，总编辑周钦岳和经理宋南轩也逃离重庆。
报纸生死存亡之际，鲜英接下了重担出任社长挽救了报纸。他聘请杨丙初担任总编辑，一同努力带领《新蜀报》走过艰难的岁月。正是因为他的苦力支撑，才使得报纸得以幸存下来，并在抗战爆发后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
“面粉大王”鲜伯良是鲜英的堂弟，曾在“新文化印社”作总务主管。他曾经回忆到，新文化印社主要业务是印刷《新蜀报》，鲜英是新文化印社和报社的董事长。“三·三一”惨案发生后，经理宋南轩跑后经印社发起人鲜英推荐，由他升任经理一职，他勤勤恳恳的用心经营，当年即有盈利，用赚来的钱为印社添置了印刷机和铜字模，老板和编辑们对他这位“新来的”倍加赞赏。他购买来的印刷机和铜字模，对报纸的精美印制“功劳不小”。
鲜英比鲜伯良大18岁。1927年鲜伯良24岁，事业处于成长期，鲜英已事业有成，两人地位相差悬殊，社会阅历更不能比。鲜伯良在晚年还常对人谦虚说：“‘做到老，学到老’，我这一生一是学鲜英，二是学张澜。他们的为人，我一辈子跟在后面学，一辈子都难学到手。”
抗战时期，重庆有史以来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外交活动中心。全国性报纸陆续迁来发刊，报业精英汇聚重庆。抗战军兴，各报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新蜀报》也不改“民众喉舌”本色，敢为人先——
1937年冬，《新蜀报》记者温田丰由上海，转武汉，经西安，进入陕北，于1938年1月14日抵达延安。温田丰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四度通信。毛泽东以幽默而通俗的话语，肯定地答复道：“只要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抗战必然胜利！”同时挥毫落笔为《新蜀报》题写了一张条幅：发扬民气，建设新四川，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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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2021-2-1
来源：
新蜀报创刊100年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