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张澜先生高兴之余，回忆“五四”运动时期的情境，他拥护共产主义，赞成社会主义革命，遂在他所著《墨子贵义》一文的手稿后面写了几句话：“民国八年，我在北京与湖南梁乔山晤谈，彼告以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遂写文一篇。登在《晨报》上，友人邵明叔见之，仓促来警，曰：表方，你又来放火!共产主义登在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
这说明三十年前，他得知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登上历史舞台，他希望中国也有一天能走这条道路。于今如愿以偿了，八十岁的老人，快何如也，是可能理解的。
三十年前，张澜先生是四川省长。在中华民国怪事多的日子里，在北京设立流亡政府性质的省长行署，竟达两年半之久，署中有一套人马，他们又怎样说呢?张澜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发表政见，认为中国穷人太多，人民生活苦极，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成功。
当年省府秘书杜象谷在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张澜先生经四川温江人王光祈之介绍而识“少年中国学会”诸青年，认为他们是中国后起之秀，尤其对李大钊与王光祈创办的“工读互助团”感到兴趣。张澜学生任乃强，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担任《晨报》校对，谈他校对过《晨报》印刷发行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及《新青年杂志》，并钦佩陈独秀之为人。
成都大学第一期毕业学生廖友陶，为了搜集张澜先生平生事迹，曾亲自访问“五四”时期活动家倪平欧，倪平欧习惯地称张澜先生为“某公”，廖写了《“五四”运动张澜先生二三事》，刊在南充党史办《革命史料集》第一期上。
以上都言及张澜先生在“五四”时期在北京的活动，其接触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多人，其拥护共产主义，应无疑问的。
为了研究张澜先生思想，弄清楚刊登在《晨报》上那篇文章真象，查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目“自由论禀”上刊有《梁乔山先生致某君书》乃张澜先生隐名。但是为什么要隐称“某君”，不直呼张澜先生之名，盖有一番隐情的。
一九一七年八月，北京政府任命张澜先生为四川省省长。一九一七年九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护法南政府，委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四川内战，大有转变为“护法”与“反护法的战争之势。张澜先生从人民生命财产免遭兵祸着想，约集督军刘存厚、师长钟体道，旅长刘湘等十八人发出宣言，号召和平解决国事。并通电北政府、各省督军、省长及南政府孙中山李烈钧等，愿意拥约法而维国本，又通知熊克武，愿以川军民政权交付，奈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拥约法和反对约法是其名，消灭对方武力是其实，川军政首脑的退让和倡议竟无效果，张澜深知四川内战一发难以收拾，愤而赴北京，意想说服旧日朋友，共同做北洋军阀的工作，以求南北和解，乘北京政府要他在北京设四川省长行署的机会，就停留下来了。这时正是欧战结束，帝国主义在巴黎开和会，不理睬中国参战的权利，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又逢苏俄十月革命胜利成功，其消息惊动世界，有赞美，有诽谤，各有意想，国中陈独秀举办的《新青年》。是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园地，颇受青年的欢迎，另有李大钊其人原本进步党人，在日本留学，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影响，回国后，任《晨钟报》主编。一闻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写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塞维克党的胜利》等文章。这时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长，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二人结合起来，也就是新文化与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后来毛泽东称它为新民主丰义革命力量。张澜为了支持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接受《晨钟报》改为《晨报》后的常务董事(即董事长)扩大设备，亲自整顿内务。紧跟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当年帝国主义对待苏俄十月革命，使用武装干涉，中国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追随其后，对于列宁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退还沙皇时代侵占的东北土地，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封锁边舟境，采取敌对态度，并下令禁止报刊报导苏俄十月革命信息，刊登所谓“过激”言论，张澜先生本来是拥护“约法”反对段其瑞执政的独断行为，背其道而行之，然而从策略着想，隐去真名而使用“某君”名义发表政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样一个省长身份的大官员，有如此胆识，是难能可贵的，“五四”运动史上，除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五四”运动以外，张澜先生要算第二人。
这封书信，说明了张澜先生当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主张，也就是赞扬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何以如此明确和坚决与他的敢想敢说性格分不开的，他的学习和研究决非一夕_谈之功，与梁乔山采取书信问答，不过是一种方法方式而已。
这封书信，首先说：数年以来，感到人类的不平等，少数人垄断权利，奴役大多数劳动者，视他们如牛马，鞭答圭割，曰取其骨髓膏血，以供其淫奢逸乐之资，而视为当然，他所谓“数年”，我认为是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九年，他为官八年，亲身经历得到了很深的体会，他没有使用“压迫与剥削”字眼，而他显然反对压迫与剥削的。其所谓“视为当然”，显然是反对“阶级意识”，剥削阶级是不讲“人权”的，人为万物之灵，天生就有利用自然资源而图生存的权利。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结成“群落”而繁殖下去，这是自然现象，天生万物以育人，人应有道德以报天，张澜先生蔑视剥削思想，责备那些自认以居上流社会的那些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所谈所为。然而他又进一步阐明其责任不完全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而应在于教育，对于人们进行人伦教育，使人们知道压迫与剥削是社会致乱之源，是无道德的行为。
张澜到达北京，就不遗余力地探索社会主义的真谛。梁乔山介绍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国家为资本家，群众为劳动者，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权利为国家公有’义务为国民共担，绝对反对私有独占制。无疑义就是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除原始社会外。凡是阶级社会都没有的，这也是张澜先生前所未闻的，所以他说：“一旦不之以正鹄’导之以条理，牖启愚蒙，正如行五里雾中，忽得晨曦的照射，快何如也？
在讨论中国有无必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梁以中国尚无大工场大实业，无须社会革命，只要政府颁布一道法令就行了，张澜先生颇不以为然，提出反对意见。他所持理由有三，简而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