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是党的忠实朋友，爱国志士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乌兰夫同志在纪念张澜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张澜先生的一生是随着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的战斗的一生，他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老人。”
张澜一生具有优良气质，强烈的正义感。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中，是革命的旗手之一，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事迹，可以从一九一七年谈起，他担任四川省长时期，因四川的“护法”战争演变为军阀割据性质的川滇黔战争，被迫赴北京设立“四川省长行署”。l918年，张澜以省长身份担任了《晨报》常务董事，负责实际工作。聘蒲伯英为社长，聘李大钊为第七版编辑(专登革命方面的文章)，传 播马列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消息，李大钊在上面写了三十多篇文章；俄专进步学生瞿秋白，也聘来《晨报》工作，后以记者身份出使苏联，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晨报》上写过二十多篇文章，张澜学生任乃强回忆：一九二0年初他从北京农业学校毕业，张澜介绍他到《晨报》搞校对，他校对过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和《新青年社丛书》都是《晨报》印刷所印刷出版的。陈独秀、王光祈也在《晨报》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当时《晨报》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联，相约封锁消息，北洋政府也曾禁止报刊登载“过激派”言论，《晨报》不但报道了苏联的消息，还发表专题歌颂。这些虽然有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胆识，但与张澜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后来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晨报》首先发布消息，开追悼会，也是不容易的。
据倪平欧，杜象谷回忆，张澜当时如饥似渴学习新文化新知识。四川温江人王光祈与李大钊、陈愚生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有很多书，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都有。张澜经学生杜象谷介绍，曾多次去南池子磁器库王光祈住地看书。后来又叫杜象谷要来“少年中国学会”名单，张澜见上面多是思想新颖的青年，如毛泽东、赵世炎、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邓中夏等等，高兴地说：“此乃振兴中华希望之所在，少年中国之干才将辈出”。据张澜老友卢子鹤回忆：“我们当时听到俄国共产党成功，又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才知道资产阶级是万恶的，他把一切社会关系变为金钱关系，要天下太平，要世界大同，就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才能真正使人世变为乐园”。又说：“当时张澜对我说，因为中国穷人太多，人民苦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够成功”。这一时期，张澜在北京，接触各方面人士，畅谈国事，饱览群书，他的思想已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了，已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了，可以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从此时开始的。有力证明：在卢子鹤、任乃强、倪平欧、杜象谷等人的点滴回忆之外，张澜亲笔写了一片字条，说：“民国八年在北京时，与湖南梁乔山晤谈，被告我以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我写文一篇登於《晨报》，友人邵明叔见之，仓皇来儆我曰，表方!你又来放火。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为了求真求实，我们查阅当年《晨报》，发现“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自由论坛”栏，刊登了一篇“某君答梁乔山先生书”。细读其文，即知某君者，张澜也。为什么不用真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对它发动武装干涉，中国北京政府也叫喊要防止“过激派”言论。张澜身为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省省长，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他深知中华民国成立八年，徒有民国之名而无民主之实，而闻人言社会主义，激动之情，不能忍隐。巧用“某君”之名和通信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政见。这，虽然避开了官僚军阀的耳目，但降低了其历史作用：张澜这一伟大的先驱思想，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相应的重视，为了说明张澜一生的思想价值，不妨旧事再提。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诽谤下，中国人要了解其真实情况和伟大意义是困难的，幸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他竭力宣传，起了星火燎原作用。
一九0七年，李大钊进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读书。一九一三年毕业去北京活动，得进步党领袖人物汤化龙和孙伯兰的资助，东渡日本，入江京早稻田大学习政治，他加入留日学生会，反对袁世凯称帝，支持云南的“护国军”，与进步党人接近。一九一六年春，他以“青春”为题，写了一文，提出青年应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寄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新青年》二卷一期上。从此，陈独秀认识了李大钊，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由于李大钊受日本工人运动领袖幸德秋水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家河上肇的影响，由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九一六年五月，他从日本回国，应进步党改组的宪法研究所的邀请，创办《晨钟报》，经费由进步党负担。他利用这个报纸来宣传新思想。第一篇文章，标题为“晨钟的使命”，副标题为“青年中华的创造”。以此作为发刊词，很有号召力。由于汤化龙意见不合而辞了职。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北京大学文学科长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造者，发刊于一九一五年的九月十三日，以青年们为对象，与青年们讨论修身治国之道。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一开始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提出近代文明的三大因素：第一是人权学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这一标新立异，颇得青年人的注目和拥护。这时李大钊二十多岁，也是青年人。他写的《青春》这篇文章，切合陈独秀的心愿，在北京大学相遇，可谓天作之合，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