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己亥杂诗》。对于爱国者的这个善良愿望，惜乎天公并不作美： 既无天纵的圣人，又无降格的多士，狂澜遂倒，徒增爱国者的悲哀。“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怪不得孔夫子也要兴“人才难得”的浩叹！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见贤思齐，我想起了张澜先生爱惜人才的几桩往事。
远在1917年，无党无派的张澜先生因其政绩懋著，由四川嘉陵道道尹，升任四川省省长。当年，几乎被国民党的遥言和诽谤淹没的张澜，这时出乎意外，特别遴选国民党党员潘大道先生为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倚畀之深，世所罕见。作 为国民党的对立面的张澜，竟然“敌友不分”，出现对国民党党员“揖让而升”的异常局面，世人也就大惑莫解。这就使 他既遭不满意国民党者的非议，又被征逐秘书长高位的人啧有烦言。对天局面，张澜出以公心，力排众议，说:我们国家 的人才本来很缺乏，如果全然视党派关系以为进退，而囿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势必使许多贤才被弃置。 这岂不是闺家的重大损失？朝有幸进，野有遗贤，难免招致傾家大事的傾败。事实上，张澜对潘大道素不相识，仅仅由于他在《甲寅》杂志上读到潘大道的一篇关于法制的论文后，认为见解高明，切中时弊，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便对潘大道 礼贤下士，委以重任。潘大道脱颖而出，在政治上走上了开明的道路；后来在上海创办法学院，一时旁求俊彦，启迪后人，造就了不少人才，以致竟遭反动派的暗杀，使张澜先生深为悼惜。
“五四运动”前后，如果把“响当当的革命派”的桂冠加诸吴虞先生，那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之前，吴虞就写了不少非儒、非孝、非礼的文章，引起守旧派的大哗，随即将其通缉在案，逐出教育界。“五四运动”之际，吴虞又在《新青年》杂志先后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对旧礼教和封建文化大张挞伐， 跻身于“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勇士之列。在吴虞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终因沉緬女色，难以自拔，遂不见容于京华，束装回到成都。适值张澜先生创办成都大学，便以校长名义敦聘吴虞去成都大学任教。这样一来，四川的守旧派又群起反对， 攻击吴虞“珍灭纲常明教”，仇视吴虞为“士林败类”，叫嚣要“驱逐吴虞出川”。吴虞在成大的处境极其困难，张澜也受到很大的压力。由于他深知吴虞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盛赞吴虞教授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向守旧派“将军”道:哪个能写出文章驳倒吴教授，以理服人，既用不着你驱逐，也用不着我挽留，吴教授就会“即从巴峡穿巫峡”，不逐自去。终于使守旧派缄口，保护了吴虞。当时的成都大学，成为人才荟萃之所，是与张澜先生“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精神分不开的。 在旧社会几十年的斗争中，张澜先生培育、重用、掩护、营救的爱国志士可谓多矣。
新中国成立，张澜先生更是为国广为罗致人才，对许多散处海内外的笃学之士，立即函电纷驰，尽力延揽，使他们报效祖国，作出了不少贡献。魏时珍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解放初因青年党原中委的身份，在四川服刑。张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领导人写信，申述魏时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向来以学术见重于世，绝非反动党团中的顽固分子可类比。魏时珍当即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恢复了教授的职称，直到现在还在为祖国效垂暮之力。张澜先生上下求索，经历了几个朝代，终于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国为民唯贤才是举的政党。
黄金台下的人才，毕竟寥若晨星。爱国大旗下的人才，才是璀如银汉。
发表日期：
1985年9月1日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