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爱人才一一张澜主席团结、爱惜人才杂忆
吕光光
参加过1953年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的民盟一届七中全会的同志，也许还记得一幕动人的情景：那是5月27曰上午的开幕式上，民盟主席张澜表老致开幕词时，他忽然离开讲稿，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补充道：“必须做到一切从工作出发，不争个人名位，不争党派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话音未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莅会祝贺的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和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等老人们，在表老致词完毕，立即紧握着他的手，显然是赞赏他的“空谷足音“。 回到家里，我叩问表老：为何想起这句警世骇俗的话， 临时作此大声疾呼？这位上下求索、阅世殊苦的老人，不胜感慨地说：“我从清末到民国，经历了几个朝代，终于发现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爱祖囯爱人民的唯一政党。我们要学习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一定要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 从历史上看，那种结党营私的人，不管打着什么招牌，无不妒贤嫉能，排斥人才，摧残人才，败坏国家事业。现在新中国成立，处处需要人才。要把全盟的有用之才都团结起来， 为建设新中国服务。”表老的这种思想认识，曾经向民盟的 领导同志多次谈过；对某些人来说，还带有一定的针对性。 相知特深的沈衡老，一向赞同表老的这种卓越见地。当表老逝世时，衡老写的挽词是“热爱祖国，善于团结”八个斗大的字，足证衡老对表老的这种思想的了解，“如见其肺腑然”。 在团结人才、爱惜人才方面，表老的善举，可谓“不胜枚举”。
远在1917年表老任四川省省长时，重用国民党党员潘大道先生（潘大逵同志的胞兄）为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倚畀之深，世所罕见。很早就受国民党非难乃至成为它的对立面的表老，竟然“敌我不分”，出现对国民党党员“揖让而升”的异常局面，世人也就大惑莫解。于是乎表老既遭不满意国民党者的物议，又被征逐秘书长高位的人啧有烦言。表老出以公心，力排众议说：“我们国家的人才本来很缺乏。如果全然视党派关系以为进退，势必使许多贤才被弃置。这岂不是国家的重大损失？朝有幸进，野有遗贤，难免招致国家事业的倾败。“事实上，表老对潘大道先生素不相识；仅仅由于他在《甲寅》杂志上读到潘先生的一篇关于法制的论文后，认为见解高明，切中时弊，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便对潘先生礼贤下士，委以重任。潘先生脱颖而出，在政治上终于走上了新的道路，后来在上海创办法学院，竟遭反动派的暗杀。 社会失此贤才，表老深为痛惜。
“五四运动”前后，表老适在北京。他对蓬勃兴起的新运动，立即用实际行动予以热情支持。他商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救济在京、沪、宁、汉等地求学的大批四川学生，又资助大批四川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旅费。他们中间，后来涌现出不少革命领袖人物和社会知名学者。当时吴虞在 《新青年》杂志先后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 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对旧礼教和封建文化大张挞伐，成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勇士。1925年表老创办成都大学后, 敦聘曾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吴虞去成大任教。这样一来，四川一些守旧派学者群起反对，攻击吴教授珍灭纲常名教，甚至对吴教授的生活细节大泼污水，仇视吴教授为“士林败类”，叫嚣要“驱逐吴虞出川”。吴教授在成大的处境极困难， 表老也受到很大的压力。他深知吴教授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盛赞吴教授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向守旧派学者“将军’’ 道“哪个能写出文章驳倒吴教授，既用不着你驱逐，也用不着我挽留，吴教授就会‘即从巴峡穿巫峡’，不逐自去。” 终于使守旧派学者缄口，而起了保护吴虞的作用。当时的成都大学成为人才荟萃之所，也就绝非偶然。
抗曰战争时期，不愿作亡国奴的广大知识分子，流亡进川，无枝可栖，挣扎在饥饿线上。表老认为这许多知识分子 当是爱国志士，理应使之人尽其才，也就倍加珍惜。因此， 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都通过有关人士量才而尽力安置。
他曾运用他的社会影响，激劝四川、西康的当道，包括张群、 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诸先生，振振有词地向他们说：“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你们就是用重金相请，也难得礼聘这些学者、专家们进川、康来出力。”以致在重庆、成都、雅安等地，都安排了不少的有用之才，而且受到一定的礼遇。在大城市里实在安置不了的，他又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安置到全川各县去教书。对于播迁至四川的各大学，各科学研究单位，甚至各工厂企业部门，他都要求四川各方面的上层人士明大义，顾大局，提供便利条件，尽好地主之谊，使其中的学者、 专家尽可能作到安居乐业，从而更好地培植人才，直接、间接支持抗战事业。有些不便去外地教书的学者、专家，也由有关部门给予一定的名义，运用接济的形式，使其生活上得以颐养。孙伏园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从流离失所的境遇中而基本上各得其所，无怪乎当年进川的许多知识分子，大都视四川为第二故乡。他们之中的不少同志，由于表老的影响，后来还参加了民主革命，团结在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里，壮大了革命的队伍。
新中国成立，表老深知国家需才孔急，于是广为罗致人才。他对许多散处海外的笃学之士，立即函志纷驰，尽力延揽，使他们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后来都作出了不程度的贡献。 且以魏时珍先生为例。魏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知名数学家，解放初因系原青年党中委的反动身份，在四川服刑。表老得知这个消息后，便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写信，申述魏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向来以学术见重于世，绝非反动党团中的顽固分子。魏先生随即获得人民的宽大，直到现在还在为祖国效垂暮之力。用表老的话来说：“我只是看到魏先生是国家的有用之才，也就不管旁人对我有什么议论了。” 他的这种为推挽人才而说项的作为，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
至于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表老所作育、重用、掩护、 营救过的许许多多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他更是将他们当作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杰出人才。以致他宁肯冒着生命的危 险，也要视同珙璧，全力予以保护。
团结人才、爱惜人才成了表老的性格特征，贯穿在他作为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的全部活动之中。但是，他并不认为 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何高明之处，总是慨叹自己作得不够，作得不周，唯恐人才被荒弃。他经常教育我们：“你只要善于尊重别人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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