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方先生出任本盟主席的基本原因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探索的必要，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历史问题，而是与本盟全体同志都有极大关系的事件，当蒋介石对日本入侵，不敢抵抗，一屁股座进四川来，狂肆其专制独裁行径的时候，人民遭受他的荼毒，如在水探火热之中。除中国共产党对他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外，只有本盟异军突起般的参加蒋攻击的革命阵营，与共产党并肩作战。张故主席不计个人的厉害得失，领导我们全盟同志在中共指引的道路上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争取解救人民痛苦中流血牺牲的同志，不止是闻一多、李公朴、杜斌丞几个知名人士，先后遭残杀。为什么同盟同志能有这样的壮烈表现？这不只是因为张故主席“有声望”和“被推祟”的原因，而是由于有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贯穿于全体同志的心目中，尤其是张故主席能遵循周总理等的指导，用以作为全盟的主导思想，及行动准则。所以能甄别出青年党、民社党的投机奸伪，及时清洗，而统率着我们紧随共产党奋勇前进。卒使历尽艰险，安全渡过如中共中央各位首长同志所说的'战争关”。不卖身投靠蒋介石，不参加伪国大。更使蒋介石妄图解散本盟的阴谋诡计无法实现。这是同盟同志所以始终拥戴他的基本原因，也可以从此看出本盟全体同志的作风能使全国知识分子翕然景从的道理。

(二)张故主席服膺马列主义，用作他行动准则的事迹

张表老五五年辞世时，林伯渠老先生在追悼他的会上致悼词，曾实事求是地说：“他以往却是走过一段弯路，但卒能服膺马列主义，领导民盛同志向反动的蒋政权作斗争，归依于中国共产党，与党合作到底，是他的极可佩服处……”。这是对他极公正的盖棺定论。但他由弯路转向正路的思想转折点，究从何时生起这一突变呢? 据我所知张表老的思想趋向共产主义，至迟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际。当时国外有各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侵略，国内军阀割据，欲求振作，实苦无术可设，非有觉醒的工农群众起而革命盼望幸福的日子到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力未壮盛，即起分裂，且各派系中仍争走着官僚道路，言政治，则一党专政，人民无权；言经济，则竭泽而鱼，民不聊生。张表老渴望共产党兴起，在他当时的行动中，无时无地不表露出来。 

 我是他作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时的第一届学生。他主办成都大学，极与蔡元培先生办北京大学的情形相似。对学生课业，非常重视，不惜重金礼聘各地有名学者到校讲课。他常深入考查学生的学习，鼓励钻研，对于学生思想，虽在当时国民党严格统治之下，仍力主自由选择。成大同学中逐形成三派。一派是受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指挥利用的“健行社”，一派是“国家主义者”(即以后的“青年党”)，另一派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简称“社科”)。三派因为思想冲突，在校中有如水火不相容。我与贾子群同学，当时都是“社科”中的负责同志。我们编印有《野火》半月刊，专事宣传马列主义，发行至全国各地，份数极巨。所有经费来源，全靠张校长暗中支持。每与其他两派发生争执，也悉赖他袒庇得解。当时成大全校同学二千余人，百分之七十左右争取加入“社科”。“健行社”人数，极盛期不过百分之一点五，至于“国家主义派”仅寥寥不满百人。   

两派对于我们“社科”组织，处处相形见拙，于是由嫉生恨，由恨更起杀心。一九二八年初，成都市，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杨延铨克扣学生公费，学生四处请愿，不得解决，遂乘寒假机会，将杨校长推堕校内井中致死，后即逃匿。成大“健行社”中分子认为可以借刀杀人，于是向二十四军部告密，伪称：“系我们社科同学所作之案”，且妄为指实一些“社科”同学，为出手首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原是驻蓉以杀人著名的军阀。得此密告，不分黑白，即派遣其爪牙于二月十六日凌晨把我们寒假留住校中的二十三个“社科”同学全行捕交他那专设的屠杀机构 — 军警联合办事处，是日午后，不加审向，即将‘社科”的同学：王道文(渠县人)、李正恩（宣汉人)、钱芳祥(巴县人)、王向忠(长宁人)、韩宗霖(宜宾人)、胡景缓(南充人)六人提出，撕衣上绑，背插纸标，大书：“处决共匪”，押赴下廉池残酷杀害，张校长因事出仓猝，施救不及，忿而通电全国，控诉其事，且印制《二·一六血案专刊》，遍寄国内外，公布这一惨杀进步学生的罪恶行为，同时倾出他的私款，为死难六同学在成都东门外苦竹林附近修建坟墓，墓为六出梅花型，头向内，足向外，均包砌砖石。他并亲书碑志。在合葬之日，更托训导主任杨达璋先生代表他率领我们“社科”中人齐临墓穴。此事距今，已五十余年，我犹景然在目。表老对于进步学生如此爱护，如不是他的思想早已转变，趋向于党的革命事业，对于我们“社科”组织和活动，必不会关怀照顾至于如此地步。   

再有令我终身难忘者，我们成大第一届同学毕业后，表老即辞去校长职务，回到南充，自请办理县立中学，除美术、音乐两科的教员,系取材于其他艺专毕业的学者外，所有管教人员，全是我们“社科”毕业同学担任。我奉邀作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师，贾子群教数学、梁造今教文史，其余还有几个“社科”同学分任教职。表老出席学生的纪念周，鼓励我们教语文的采用陈独秀的《勤论》和《俭论》等作品为教材给学生奠定进步写作的基础。这在当时是显触禁令的。我们在表老的涵育下都无所畏惧，而亦未受意外灾危。学生中年级最稚者，也能明辨世界大势，认清革命与非革命的两大壁垒。对于陈独秀，当年不唯蒋介石政体中人痛恨，即革命阵营中的同志亦多认为他是机会主义分子，不屑道及，乃表老独对他尊崇而不稍鄙弃。从这里，可见表老对于革命前辈的优劣，能用真理作准绳来加以认别，称他别具慧眼，是无愧的。   

我连类而及，还记起表老在一九四二年住居成都时，我在伪国民参政会作秘书，曾随他行径通俗文化馆门前，我瞥见竖有一铜像巍然高坐在石砌台上。我指着那铜像请问表老：“这是生像，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