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先生竭毕生之力推动中国民主事业发展，为传播先进文化、思想，他曾主办和支持创办多份报刊，以图开启民智，唤醒国人。今天，请与我们一起回顾先生与这些进步报刊的因缘，感知先生坚守真理、永争民主的革命精神。
张澜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而鲜为人知的是，张澜先生也是一位卓越的新闻媒体人，为传播先进文化、宣传政治主张、监督与纠正不公正现象，主办和支持创办了多份报刊，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社会进步，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
一
张澜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的岁月。清末，四川维新派人士积极活动，蒲殿俊、罗纶等创办“蜀学会”和《蜀学报》，鼓吹民权，宣传变法。动荡的时局引起了张澜的关注，他阅读了《蜀学报》等进步刊物，思想受到启发，结识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朋友。
1903年, 张澜留学日本，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 大胆倡议慈禧退朝,实行变法维新,初次登上政治舞台。1905年张澜回国后, 在四川顺庆府中学堂任教，并创办南充县立小学堂。他尽量增设具有维新思想的内容和传播科学文化的课程，试图通过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1911年8月,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张澜被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大会推为副会长，与四川省咨议局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人共同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1918年5月，张澜作为四川省省长赴北京向北洋政府述职。这时中国思想文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各种新思想如春潮猛烈冲击着旧思想、旧文化。在京期间，他刻苦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思想。这年12月，张澜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兼任《晨报》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工作。
张澜主持报社工作后，聘请李大钊为《晨报副刊》总编，瞿秋白及“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到《晨报》工作，又派瞿秋白赴苏联考察，后任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派王光祈为驻德国记者。《晨报副刊》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份辟出专版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其意义非常深远。
《晨报副刊》还广泛介绍“新思想、新修养、新知识”，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的论文，例如李大钊的《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等文章就是在此发表的。
张澜也在《晨报》发表文章，例如《告川人书》《致熊克武、肖德明》《答梁乔山先生书》等文章，尤其是《答梁乔山先生书》一文，率先公开讨论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以显著位置报道了各地爱国活动，还开辟“国耻纪念”专号，抨击政府的卖国行径，在社会上引起震动。《晨报》及其副刊在当时影响极大，成为北京地区乃至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纸之一。
这些经历使张澜深刻认识到报刊对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报刊传播大量的新文化、新思想，启发国人从思想上觉醒，知道什么是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起来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从此，他办进步报刊30多年。
二
张澜在主持《晨报》期间，致信给学生兼好友鲜英，嘱咐他与“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陈愚生在重庆办报。刘湘所属部军官鲜英、袁丞武、罗仪三等集资购置了一家极简陋的印刷厂,发行人为鲜英，陈愚生任社长、刘泗英任总编辑，1921年2月1日，《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在重庆创刊。
报纸创办几个月后，因支持学生抵制日货，被当局查封，张澜找到刘湘疏通，报纸改头换面继续刊行。后来他还推荐王白与任社长，聘留法勤工俭学回国的周钦岳任总编辑。周邀约同学陈毅为主笔，陆续写了十多万字文章。后来，先后又有萧楚女、漆南薰、杨丙初、金满成、漆鲁鱼、萨空了、石宝瑚等人的加盟，报社聚集了一批有丰厚文化底蕴和新思想的优秀编辑和作者，报纸办出了特色，销量逐步增加，影响日益扩大，抗战时期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众媒体。每当报社经费紧张时，张澜都给予大力支持。长期负责该报工作的周钦岳说：“《新蜀报》没有表老的支持是办不起来的。”
《新蜀报》被当时的知识界称为“青年的百科全书，黑暗中的领路人”，对知识青年和底层民众影响很大，在开启民智、主张民权、监督政府、反映民意等方面，《新蜀报》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张澜及南充旅省同人的《请罗泽洲革弊抚民电》于1926年12月29日在《新蜀报》予以登载，对督促南充的当政者革除弊政、纾解民困发挥了作用。1939年1月4日，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发表宣言，反对汪精卫接受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叛国罪行，宣言送到重庆各报馆后，仅《新蜀报》一家登载，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逆罪行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