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成都报纸载有两件事，令人比较满意。一件是关于川军的事，潘军长仲三〔1〕向中央社记者谈话，说：“国难严重，已到极度的紧张关头，吾川军人，唯有大量出兵，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继续抗战，以争民族生存，任何牺牲，在所不计。”又说：“同时拟再度施以短期抗敌教育，研究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运用。”又说：“积极提高官兵报国杀敌之决心，与牺牲奋斗之精神，排除一切不紧张习弊，做到奉令即可依序开拔，迅赴事机。”潘军长前在刘故主任甫澄部下，素以能指挥军队作战著称，在此“国难严重，继续抗战”期间，更有“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坚决表示，实在值得我们钦佩，并且增加我们对于抗战的乐观。但是说到部队还需要一个短时间加以训练，我前几天也曾这样说过。当时旁边有位朋友说，川军从去年整编之后，刘故主任即令饬各部加紧训练，以应调赴前方抗战之用。到了现在，已经历时八月，一般官兵报国杀敌之决心，与牺牲奋斗之精神，实已充满无间，此时只须迅速出兵便得，不必再事迁延。昨天又有一位朋友说，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配合运用，是要军队到了前线，实地经验，自知道如何配合运用，不必在后方作教本上的研究工夫。这两位的说法，也不无相当理由，特地把他写出来，以供川军长官的参考。总之一般人在此“国难严重已到极度的紧要关头”，所极度希望于川军长官的，就是“大量出兵”，“迅赴事机”。
    一件是关于川政的事，邓秘书长鸣阶〔2〕致各专员县长及征收局长的世〔8〕电说“据近日各方情报，及考察所得，发现三大病态，其一，以政局动荡，讹言孔多，不免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尽量负责；其二，以时局恐有转变，遂畏首畏尾，敷衍因循，以侥幸于无事；其三，以时当过度，民众视线他移，少数意志薄弱之人，或思乘机渔利，对于官吏的苟且敷衍，乘机渔利，加以急切指谪，促其省悟，否则“法律綦严，不容宽假”，实在是目前应该有的举动。不过要医治这种病态，只有催促中央确定省主席之为何人，早日来川主持，政局一定，官吏自然心安，相勉于为善。我以为川省目前尤有重大危脸的病症：第一是省府财政频于破产。闻省府近两三年来，新负之债，约有三四千万元，照预算每日又应支出四百数十万元，而民间则因年来频受兵匪水旱之灾，又担负过重，财穷力匮，愈将困难。以田赋而论，向为收入大宗，计不过四五十万元，每月其他各税之收入，亦不过百余万元。循此以往，省府现状且有不能维持之虑，试问此三四千万元之借债，何法偿还?财政不能整理，人民过重之担负何由减轻?刘故主席所拟具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在此国难期间，极关重要，更有何款可以进行?第二是各地土匪乘机复起，去年清乡之结果，全省地方已告安谧。乃因近来政局动荡，谣言繁兴，遂与土匪以复起之机会。川北及下川东南地方，皆有股匪窜扰。我近日接过两封信，皆有四川邮区劫余清回的戳印，即省城附郭各县，亦有道路不靖之忧，在此紧急期间，后方治安，不能保持，实在是极大的妨害。上述两点，可以说真是目前重大危险的病症。又要如何才能医治了呢?据友人说，川省财政的破产，除了获得中央财政的救济外，决不易恢复原状。要想获得中央财政的救济，则任省主席的人，必须与中央有深切关系，而又是在中央有力量的人，始能运用中央财政的助力，来复活四川将死的财政。至于川省土匪的复起，其原因是由于政局动荡，一时纪纲弛坏，因而地方治安，无法维持。假使川省的纪纲长此弛坏下去，必将再度演成防区纷乱之局，地方治安更无足言。今天要维持地方的秩序，就必先整饬川省的纪纲，要纪纲能够整饬，就必须顾全中央的威信，盖必中央“有坚强的威信，而后能整饬川省的纪纲，此点十分重要。
   总之，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只有从速出师抗战，立功于国家，才是川中军人的光荣。在保持中央的威信大原则下，催促省主席早日来川主持，使川事不致日趋于败坏，才是川中人民福利。这两件事，都是应该从速决定，如其再拖延下去，就难免不误国误川。

 注  释：
    〔1〕潘军长仲三  即潘文华。
    〔2〕邓秘书长鸣阶  即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3〕世  31日。

 原载《新民报》1938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