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盟的杰出领导人张澜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不仅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有着突出的成就，被民盟中央主席史良称为“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1)本文拟对张澜先生在筹建国立成都大学和就任该校校长期间的教育思想、办学方法与成就及有关活动作一述论。
 

   筹措经费，创办国立成都大学
    辛亥革命后，四川中等学校不断增加，成都仅有的高师、法政等几所专门学校，已远不能满足中学毕业生的深造。许多有识之士便多次提议在四川创办一所普通大学，以便让更多的中学生有机会求得高深学识。
    1924年春，杨森打败熊克武，占领成都，独揽四川军民两政大权后，为了便于统治，他更换了各校校长。傅振烈被委任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傅振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又曾留学美国，有着发展教育的思想。在杨森支持下，他很快便把改成都高师为成都大学的决定呈报教育部备案。同时，傅振烈又以大学名义招收预科生，并挂出国立成都大学的校牌。傅振烈的上述举动，立即遭到了母校观念较强的成都高师师生的反对。他们要求取消成都大学，而新招收的预科生则对傅的行动表示支持和拥护，改校之争异常激烈。1925年下半年，由于杨森在军阀混战中被刘湘击败，退出成都，傅振烈无法继续在成都高师呆下去，只好下台离校。傅振烈的下台，使成都大学能否继续存在出现了严重危机。
    傅振烈离校后，早就想在四川高等学校基础上办国立四川大学的刘湘，决定维持成都大学已成事实的现状。1925年9月25日，四川省公署以照会方式，聘请德高望重、在四川办新学有特殊贡献的张澜出任成都大学校长。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了成都大学学生的欢迎，他们及时派出代表赴南充恳请张澜就任。
    张澜认为，四川作为一大省，“地方偏远，文化常逊于东南，非设大学不足以增高文化”(2)。成都大学能否继续办理?成都大学和成都高师之纠纷能否解决?“全视乎经费增加之能否确定”(3)。目前，成都大学只有一块招牌和三百多师生员工，既无经费，又无校地，寄居成都高师篱下。而成都高师又极力反对更改校名，成都高师、成都大学之争仍在继续。若这些问题未得到解决就任校长，并不会有多大作为。于是，他向四川省长赖心辉和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表示：发展四川教育事业实属所愿，但只有待办学经费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考虑到职。张澜在致四川省政府秘书沈与白的信中也说，成都高师和成都大学之争的关键在于“成大因增筹之款无着”(4)。为使成都大学能筹集到足够的办学经费，张澜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并指示成都大学学生不断用函电和派请愿代表，要求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等四川军政要人，拨“盐余”(5)作成都大学办学经费。四川军阀考虑到张澜在四川的声望，被迫答应在召开四川善后会议时进行讨论。
    1925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迫于社会公众舆论压力在成都召开，张澜以代表身份出席。在他的多方周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成都大学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善后会议于1926年2月3日，通过了成都大学学生会请求拨盐税作成大经费的提案。决定“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年拨盐款60万元以作校费”(6)，并拨前四川高等学堂校地和陆军医院旧址及附近地产200亩作校地。这样，成都大学的办学经费和校地问题，终于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成都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也因此有了保障。
    四川善后会议在通过拨盐款作成都大学经费提案的同时，代表们还一致推举张澜为校长。1926年4月，四川省长公署正式任命张澜为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在办学经费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为了四川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欣然接受了任命。他上任后，首先把已停办的四川高等学堂的教职工、档案、图书、仪器和设备等划归成都大学，从而奠定了成都大学的基础。但校舍问题却因刘文辉的部队驻扎在高等学堂，以及前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已将附近土地和陆军医院以13万元的代价抵与成都总商会，一时无款赎回。在此情况下，张澜只好利用成都高师校舍来办成都大学，这就导致了成都大学和成都高师纠纷的不断发生。对此，张澜多次对两校师生进行细心开导，要求他们消弭内讧，彼此团结，“一致请求当道增加经费，使四川得以建设大学”。并提出“成大之在四川要当促其成立”(7)。在张澜的斡旋和广大师生的呼吁请求下，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6年11月10日决定“成都大学准予成立”(8)，与成都高师分途并进，互不相妨。紧接着，教育部于12月1日正式任命张澜为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成都大学至此不仅与高师摩擦渐少，而且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四川省第一所国立大学。从此，在张澜的苦心经营下，成都大学逐步发展壮大，崛起西南，成为一所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高等学府。
    上述事实可看出，虽然国立成都大学的创建发端于杨森支持的傅振烈，但它的最后办成，特别是其经费和合法地位的取得，则主要归功于张澜的艰苦努力。

    广延名师，思想学术自由

    成都大学和成都高师独立分办后，原有的教师一分为二，人才十分缺乏。张澜认为，大学办得好坏，关键在于教师质量。为了把成都大学办成一流大学，针对四川历来较为闭塞，人才引进比较困难的状况，他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