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主革命家、民盟的杰出领导人张澜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不仅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有着突出成就，被民盟中央原主席史良称为“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都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创办学校”。张澜的大半生时间。朱德、罗瑞卿都是他的学生,后人称之为“蜀中学子半门生”。1926年至1931年,张澜成为国立成都大学(四川首任大学前身)校长。

1925年12月,在张澜多方奔走下,四川省政府从盐款中拨出60万元作为成都大学办学经费,促成了成大的诞生。1926年4月,张澜被省长公署委任为成大校长。他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以改变四川人才交流困难的状况。在聘任贤能上,张澜不论政治信仰、党派关系、学历高低,只求真才实学。因此当时在成大的教师中,有共产党员,如杨伯恺,也有国民党的黄季陆、青年党的李璜。对于崭露头角的新派学者,他更是顶住压力,坚持礼聘到校，如被清华学校开除、无大学学历的“白屋诗人”吴芳吉。

吴芳吉是重庆江津人，1896年出生，世称“白屋诗人”。十三岁写出名噪全川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誉为神童。 1910年，吴芳吉凭才华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科班。1912年因抗议美籍教师无理辱责因病缺考的中国同学，吴宓和吴芳吉等十人被选为罢课代表。吴芳吉年纪最小，仿骆宾王《讨武曌檄》，撰写《讨校长檄》，署名求公道。后拒绝认错被校方开除，时年16岁。这以后，吴芳吉一边读书，一边创作，一边从教，从教足迹遍全国。他凭自己的学识声望和至交好友吴宓等的介绍，作过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先后受聘于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名校任教，并与重庆籍教授一起创办了重庆大学，任文科系主任。他是享誉一时的诗人，创作了著名诗作除《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词》、《巴人歌》等，被公认是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诗人、文论家、教育家。

对吴芳吉才学人品深为认同的张澜力邀吴芳吉到成都大学任教。1927年应张澜先生邀请出任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离校回江津，期间虽有反覆、或兼筹重庆大学，但主要教职在成都大学。在此前后，张澜多次致书吴芳吉本人、吴的母亲、吴的挚友吴宓等，内容多为力邀、挽留吴芳吉。 

此前，1925年，吴芳吉经挚友吴宓介绍到西北大学任教，值军阀混战，西安被围200多天，1927年底解围后随吴宓到北京，留任东北大学。1927年9月20日，吴芳吉应张澜之邀到成都大学任教。沿途还写了《赴成都纪行》等诗歌。在成大，学生们十分欢迎他，上课座无虚席。成都各校纷纷邀请他任教。为了生计，吴芳吉还兼任了华西大学、敬业学校、成都第一师范等教职。在声名鹊起时，也遭小人嫉妒，1928年寒假便返回故里，应聚奎学校邀请修校史，似有不返之意。张澜闻讯很着急。1月19日致信吴芳吉：

“共处数月，相见恨迟。临行之约，务希俯从。太夫人处，谨奉数行，藉候起居，并请慈命为四川文化前途及莘莘学子留先生也。现校中应行整顿各项，业已积极办理，颇有端绪，并请先生于讲席之外，担任本科中国文学系主任。先觉先知，为乡贤劳，当亦先生之所许可。此后教程计画，亟待高明指导一切。春初务祈早日莅校为祷。”

正如信中所言，张澜当日还为此致信吴芳吉的母亲吴太夫人：

“久仰慈晖，未遂瞻拜。令公子英年绩学，海内知名。历主讲坛，蜚声黉序。凡识先生者，莫不谓化雨春风皆出自太夫人之训迪也。”

张澜从“关系四川文化前途甚钜”、学子瞻望、尽孝方便等角度意图说服太夫人“早止芳吉先生外省直行”。

吴芳吉似乎并未被说动。4月13日张澜再次写信：

“去冬判袂，一再挽留不得，旋复函请。萱堂代为敦促，亦不见纳。初以台端志在四方，未便强人以所不欲。近闻孝思不匮，又值国步多艰，依然奉母以家居，未遂出山之远志。而敝校今年行课已两周矣。各系照常，且有进步，独中国文学系自前主任向仙乔君辞职后无人继任，以致教材艰于物色，至今尚付阙如。成大为西南文化最高学府，以中国国立之大学，而于中国文学系，不惟不能继长增高，而乃听其退化，甚至无以维持现状，敝校固无以解惭。吾川不乏教育大家，而亦坐视文学倾頽至于此极。质之台端，爱护乡国、乐育英才之初心，未必不怦怦有动。用特再以本校中国文学系主任相屈。谨以草率之书藉作蒲轮之迓。如蒙允诺，惠然肯来，既上慰门闾倚望之殷，亦足表桑梓恭敬之念，不独本校感荷已也。”

期间，闻听吴芳吉与吴宓有清华大学之约，张澜当即连书两信分别致书吴宓和吴芳吉。张澜致书吴宓： 

“吴君芳吉现任敝校文科主任。据云先生约其到北京，遂尔辞职。蜀中聘人不易，敝校必顿生困难。北京人文渊薮，易觅长才。敬祈允予吴君留川，则敝校不胜感激也。专此奉达，并希电覆。”

随即，张澜致信吴芳吉：

“吴雨僧先生电已发稿，附陈请。先生即决定留川为感为荷。”

吴芳吉为张澜真情打动，1928年6月份终于回到成都大学。

张澜为发展川中教育求贤若渴，令人感佩。1928年“二一六”惨案发生时，张澜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与反动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愤然辞职。  成都大学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挽张”运动，张澜“勉允复职”。1930年国民党又逮捕张澜的秘书。种种事件让张澜看清了军阀的本质。而此时刘湘不愿再出钱支持成大办学,张澜决意自动离职。1931年,张澜返回南充,行前与吴芳吉话别:“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并以贾谊的“黄鹄一举兮,见山川之行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相互勉励。 

在张澜执掌下，国立成都大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能崛起西南，成为当时四川三大学中学校管理体制最完善、教师阵容最强大、院系最全、校址最宽、本科学生和办学经费最多、师生进步最活跃的一所，与张澜的惨淡经营、办学有方、倾向进步分不开的，更与他的慧眼识人、知人善任分不开。

作者简介：张涌，《重庆民盟》主编、重庆民盟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