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澜先生
张秀熟
1955年2月9日，张澜先生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身份病卒，终年83岁。
纵观先生一生，四川保路运动和反袁斗争后深刻地接受了五四思想和新文化运动思想，当时苏联已经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正弥漫着社会主义星火。先生感到五四思想尚不能救中国，朦胧地吸收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过去中国陈腐迂阔的旧思想徐徐散去。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我受先生的礼聘，任南充中学教务长。
记得先生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即议决几个粗条纲领：第一，学校的思想方向以五四的民主科学为主，有目的地吸收世界教育思想。第二，重新研究教育部对学校的规章制度。中学分设四年制和三年制；继续开办师范部，新设中学农桑部、医学部和纺织部，以培养地方人才，发展地方经济，初步形成“中专”规模。第三，对各种教材应作大量而适当的选择，文史科由教师自行从新刊物上选材，数理科可采取美国教材作“直接教学”。第四，配合吴玉章所推行的地方自治，学生成立自治会。第五，根据地方经费可能，增聘省内外来南的教师。这几个线条在1923年我暑假离校时，除纺织部外，都已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学校还注意配合地方自治，开展一些适当的社会活动。突出的是女权运动。那时，中学训育主任秦蜀峰的夫人第一个剪发。端明女中学生邓仲端与成都一青年学生互相通信，结成爱侣，这位青年就是今日四川大学教授卢剑波。因此，男女两校师生都充盈着一种生活的热情和创造精神。凡此种种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
然而，落落大者，莫过于先生接受师生建议，将学校的校庆改在五一劳动节。学校的校歌也采用了我所写的“……五月一日，血染猩红，霹雳震惊劳工……”这样的歌词。晚会上表演的是《农民泪》和《军人泪》这样的工农革命话剧。郭沫若的《湘累》，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新文学作品，曾为学生们爱不释手的读物。至于学校内部，王右木还指派中学教师何班辉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凡此事实都是超越五四的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现，先生都加以大力支持，这是他辛亥革命以来旧民主思想开始转变的起步。
1926年，第一次大革命，北伐开始，先生被聘任成都大学校长。他向往着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办校精神，严正而开放地主持校务。特别是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注重学业和思想进步的统一。在阶级斗争残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为严重的情势下，发生了1928年2月16日成都三军阀镇压教育界和屠杀师生的事件。成都大学的学生以社会主义罪名而被杀害的有6名(当时共有15名各校师生被害)，这是对先生从思想上的第一次大威胁。但是，先生并不退却，而对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师生，始终加以保护。直到他最后离职，还对学生们作了讲演。他每次都强调，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达到中国兴盛，世界和平。此时是先生思想的大发展、大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始终同蒋介石的投降阴谋作斗争。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团结了当时的民主政团，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共产党合作，积极支持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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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四川政协报》1991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