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二十岁时，有幸认识了张澜主席。那时我与张澜主席都住在位于成都东郊的培根火柴厂。培根火柴厂是当时成都，最大的社会救济机构慈惠堂的下属单位。慈惠堂是我父亲尹仲锡先生在生前最后二十年，倾注了全部精力，殚精竭虑，昕夕不遑发展起来的。当时日寇侵略中国，日机时常轰炸成都，为躲避空袭，父亲带领全家从市区搬到火柴厂借住。父亲去世后，我家尚未迁离火柴厂，此时张澜先生已就任慈惠堂理事长之职。有一天，父亲的学生、时任火柴厂厂长的王干青(党员、盟员，也是我人盟介绍人，l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牺牲于成都十二桥。)对我说：“张先生住在城内，客人太多，不胜其扰，想搬到火柴厂来住。'我听后感到很高兴。不久王干青又对我说：“张先生已搬来了，你可去拜望?'我便跟着他穿过曲折的车间，来到厂东南隅，进了一个小院，里面便是张先生的居室。王干青为我作了介绍，这是我首次晋见。其实对张先生的容貌，在父亲逝世前后，我早已不止一次地见过，只因限于习惯仪节，没有和他讲过话。他和我父亲相识有年，谊属父执，故我和他见面后称他为“张老伯'，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解放后我在民盟机关作干部时也未改变。
张先生老家是川北南充，每来成都居住并不固定，现在总算有个相对稳定的住所了。随即，张师母率长女茂延、三女及幼子也搬来火柴厂同住。
张先生自己住的那间屋子，陈设极为简单，一书柜、一书桌、一藤椅，靠墙一张小木床，床边一把供先生休息用的藤躺椅，另外还有几把极普通的靠背竹椅，作接待客人之用。整个屋子显得空空荡荡，大有家徒四壁、环睹萧然之感。
小院有土墙，并不高，有一小门通向外面的田野。这样的环境在当时时局紧张之际，显得不够安全。干青曾对我说：“彭涣章（国民党川军师长、盟员)本想派些人来保护张先生，却被先生拒绝了。”我听后想起了《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的句子：“虽居虎口，安若泰山。”张先生颇有此风。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慈惠堂是成都及川西平原人们所共关心的地方，因为它解决了数以千计的贫苦人民的生活。
1942年时任慈惠堂总理的我父亲已74岁，精力日衰，时有疾，而当时慈惠堂广有资产，下属单位遍布成都市内和郊区。把它为利薮，希望染指者有之。因此慈惠堂的前途和命运是父亲唯放心不下的问题。于是父亲便和慈惠堂的监察委员们研究，拟慈惠堂设置理事长一职。理事长应该由有魄力、有主见、持身廉、热心公益的人来担任。父亲认为具体人选以张澜先生为宜。
时隔不久，民盟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对社会上层公开民盟组织的会议，我父亲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澜先生及其他负责．介绍了民盟成立的宗旨及组织概况，并散发了有关文件。父亲回家后将文件交给我保管。他对民盟的成立和张澜先生参与民盟领导工作感到由衷高兴。
一天，时近黄昏，张澜先生到培根火柴厂拜访我父亲。那时我还在高中读书，出于好奇，跑到窗外窥视。只见张先生面容丰满，花白的须髯遮盖了半个面庞。他虽然坐在椅子上，仍显出魁梧的身材。
父亲送客回来对我说：“表方到底不错!'父亲从未在我面前评价过任何人，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我想一定是张先生的主张、见解得到了父亲的赞同。
父亲的病情发展得很快，不久即溘然长逝。父亲逝世后正式吊唁的第二天，张先生来到父亲灵堂行礼。我那时在守孝，不能接待他。行礼完毕后张先生由我伯父陪着到客房休息。
后来伯父告诉我：“张先生很难过，哭了”那天张先生还送来一副很长的挽联。
上联 想少登翰林壮为良吏晚年推耆旧一生聪明正直矫矫不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深为今日痛也；
下联 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废疾有所养廿载主持扩充勤勤弗倦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独于先生见之。
上款“慈惠堂总理尹老先生千古”；下款“张澜恭挽'。挽联的内容比较确切地反映了我父亲的一生，评述也很得体。虽然张先生和我父亲之间私交往来并不多，但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都相互了解，相知颇深。以后，我也曾多次听张先生对我说：“我极其佩服你父亲。'
父亲逝世后，社会上很多人非常关心慈惠堂的继任人选问题。这时慈惠堂的监察委员出来说明父亲生前的遗愿是请张澜先生担任慈惠堂理事长一职。接着我伯父代表家属写信给张先生，希望他及早就任理事长。但当时政府没有表态。
这时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在《新新新闻》报上发表。文章中谈及了他对慈惠堂继任人选的看法。他提出了五个条件，并认为只有符合这五条的人才有资格作理事长。在我看来，当时只有他完全符合这五个条件。此后，由成都市政府出面，以聘请方式成立慈惠堂理、监事会，张澜先生担任理事长。
张先生就任理事长以后，慈惠堂为他开展民主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慈惠堂有八处下属单位，房舍很多，分散各处。有的庭院深深，曲曲折折，容易隐蔽，比较安全。民盟发展组织，举行仪式，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以及张先生与各方人士会面、联络，均可利用慈惠堂这一地方作掩护。比如刘文辉参加民盟，就是在慈惠堂中举行仪式的。当时我也参加过这一类民盟活动。记得有一次王干青带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地点就在慈惠堂女童所的一问教室里，参加的人大约有三四十。张先生还在会上讲了话。
因此，慈惠堂在当时就被人称为成都市的“民主之家”，与重庆的“特园”(鲜特生的公馆，张先生到重庆就住在那里。那里也．是民盟领导的聚会场所，民盟许多重要会议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