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的阆中缘
赵晓霜
今年4月2日，是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川北圣人”张澜先生诞辰133周年纪念日。
张澜先生一生历经清末、辛亥革命、民国和新中国，做过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为了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他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先生一生曾两次来阆中任职，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先生的履历档案为证。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解放后阆中在地方修志和收集文史资料时，放弃了许多史料，以至造成诸多专家学者在论及先生此段历史时，因缺乏当地的第一手资料，而出现了错落。笔者自小在阆中长大，年少时曾听恩师肖毅安、世伯王道成等亲口讲述过张澜先生在阆中的故事，退休后又数次前往北京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参事室、阆中市档案馆认真查阅相关文献，并多次请教先生的孙女张梅颖女士和历史学家余科杰先生，经过几十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发现张澜先生与阆中确实有许多奇缘尚未为世人所知。
一、一生为官的起点——首次赴任阆中
张澜先生1872年生于南充，22岁考中秀才，30岁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31岁官派赴日留学，两年后回国任顺庆府官立中学教习，直到1911年爆发著名的四川保路运动，其间数年虽展转于南充、成都，但都没有脱离过学界，始终是一位民众公认的爱国民主主义教育家。
1911年6月到8月，四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把一直奉行民主主义的张澜先生推到了政治斗争的最前沿。9月7日，距武昌起义仅仅43天，先生等9人被满清四川巡抚、杀人魔王赵尔丰捆绑起来，枪口抵胸、马刀架颈，企图威逼先生等妥协。当时，他人均“相顾震栗”，唯有先生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慷慨陈词、怒斥屠夫。先生此举不但为川人所敬佩，也被天下志士传为佳话。孙中山先生更是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至少得延后一年半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27日，四川军政府成立。10天后，赵尔丰发动兵变，虽被迅速平定处决，但也足见稳定民主革命秩序的形势之严峻。张澜先生也正是在这种非常形势之下，被推上了当官之路。1912年元旦，民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宣告结束。先生心中十分明白川北家乡面临的具体情况，欣然出任“川北宣慰使”一职，随即率领由杨森、刘湘为正副营长的护卫营，前往川北宣慰使署（明清时设于阆中的川北道台衙门）赴任。这时年已四十的文化人张澜，在阆中第一次当起了地方行政官员。
因为这次革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它是要用共和体制去取代封建帝制，所以张澜到阆中正式赴任之后，面对的局面十分复杂。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还掌握在旧官僚手中，一方面各地的官、绅、兵、匪形成黑恶势力，乘机欺压百姓；另一方面，保路同志军被解散后，大多数人生活无着落，原由革命党人组织的大汉蜀北起义军，成员复杂，若不妥善安排，也必然会搅乱社会安定。这些都是十分具体而又棘手的问题，好在宣慰使署所在地阆中，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工作基础较好，其中有些重要成员还是张澜的学生，故阆中形势相对稳定。加之当年2月6日便是旧历春节，年关期间更是容易发生不测之时，所以，张澜先生随即离开阆中，亲赴蓬安等地处理各种有碍革命秩序的具体问题。后来又选择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更为适中的南充为驻节之地。
因此，前些年好多老阆中人一提起这段历史就爱说：“四十岁才当官的张澜，官是从阆中当起的！”
二、在旧中国的最后一次为官——再次赴任阆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南部沿海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南京国民政府通告迁都重庆，全国军政机关人员、流亡学生、难民迅速涌入四川。由于当时四川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生产、经济都十分落后，要承担全国抗日的军需民用，就必须安定民众、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才能发展生产、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1939年11月2日，国民参政会在成都正式成立了“川康建设期成会”，年近七旬的张澜先生出于民族大义，不顾年高体弱，率领章伯均、马亮等人对川北33县进行视察。期间先生曾驻在阆中与学者章伯均等草拟川康建设方案。后期成会下设成都、万县、雅安、宜宾、阆中5个办事处，分别由社会名流李璜、褚辅成、林虎、黄炎培、张澜担任主任。
对于此次来阆中任职一事，后来有很多人都误以为，先生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已，并分析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先生当时年事已高，阆中交通不便；二是先生当时已经担任过四川省长、大学校长等高级职务；三是先生当时还忙于著述和创建民盟。然而，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笔者通过长期收集相关资料和走访，却发现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撰写阆中县志科技分志的过程中，曾采访过时年70多岁的、民国时阆中县政府建设科农事推行所的职员王道成，他还清楚地记得张澜先生曾对他说过：“前线将士要吃要穿，百姓要安定地生产……抗战不是空谈……”；我也亲耳听一位老农回忆先生当年留着长胡子、身穿旧布长衫下乡了解农业生产、摆谈年轻时骑马受伤、后来只好坐滑竿的龙门阵；还有一位老蚕桑工作者甚至还谈及先生当年鼓励阆中蚕种场的技师“把握优势，利用优势、发展优势”的教导，并言及1940年春节，张澜未回百公里外的老家、在阆中办事处过年抓工作的事。我当时听了也十分吃惊，怀疑是否溢美之言。此疑虑最终打消，是因为我后来在尘封的档案中查出了1940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二），先生亲手用硬笔给当时的阆中县政府写的一份公函原件。在这封函件里，先生告之县长肖毅安，因先生与顾问曾子玉将于次日离阆赴成都开会，“主任职务爰依规定暂由秘书陈西鸣代行”（附复印件）。确切的证据说明，一些先后离世的老人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同时也说明“暂由秘书代行”主任职务不仅“爰依规定”，而且还要“相应函达”，证明先生办事严守程序。而当时对五位主任的评价中，唯此老贡献最大，更证明先生在阆中绝非只挂虚名。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先生连任两届阆中办事处主任，过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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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200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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