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虽然早已意识到盟史的重要，从1981年起就撰写了《盟史三稿》、《民盟四十年》，今年又写了《中国民主同盟简史》，并且先后向世界各地散发一万余册，但都是征求意见稿。其中多有失实和偏颇之处，损害了民盟的本来面目，与党中央对民盟的评价不一致。由于我与民盟有渊源、有感情，因此我很关心盟史。这次重庆召开盟史座谈会，讨论《中国民主同盟简史》，我在外地，不能参加。仅就简史中的两个问题谈谈我知道的一点情况，谨供写盟史和研究盟史的同志作参考。
（一）民主同盟的建立问题
中国民主同盟，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政治组织，是怎样产生的呢?《简史》第一页就说它起源于“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各民主党派的初步结合”。把民盟挂钩于宪政运动上，是不真实的。
据我所知，梁漱溟先生是民盟最早的第一个发起人，他今年九十四岁了，记忆尤强。我为进一步了解民盟的起源，特地访问了梁先生。他说，资料已交近代史研究所，在民国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了。当时华北、华中相继沦陷，蒋介石退到了四川，在重庆建立了陪都；大好河山任敌蹂躏；共产党在敌后组织抗日游击队；有些地方国民党也有部队在，但不是真心抗日，常把矛头对准共产党的游击队，摩擦时有所闻。梁先生有些学生在沦陷区参加抗日，给他来信谈及很多不愉快的事，引起梁的关注，便想亲自去看看。梁先生将此打算向蒋介石谈，蒋介石同意了，后向董必武谈，董老亦同意了。于是梁动身前往鲁南、鲁西、苏北等地去考察。梁先生历时八、九个月，走了很多地方，接触了许多群众，了解到了不少真实情况。当时，蒋介石极力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国共双方军队时有摩擦，不能团结一致，同心抗日。而日军则乘隙长驱直入中国内地，亡国之患急如燃眉。梁先生回来后先到成都向张澜先生介绍所见新闻。后到重庆向各界人士报告所见情况，随即由他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顾名思义，其目的是促进国共双方统一认识，合作抗日，以至统一建国。
到了1941年“皖南事变”后，抗日形势更加险恶。乡建派梁漱溟、职教社黄炎培，民社党张君励、青年党左舜生等，认为统一建国会力量小，作用不大。决定将各自领导的组织集合起来，组成民主政团同盟。稍后，第三党要求参加；救国会沈钧儒闻讯，亦欲参加。便与梁商议(梁24岁时就与42岁的沈相识，并结为好友)，由于那时一般人的觉悟不够，对党的理解不够，认为救国会太红，有了救国会参加，既怕其他不理解的人不参加，又怕蒋介石不批准而最终不能成立。故而请沈稍待，等正式成立后再邀其参加，沈当即表示同意。因此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初，黄炎培任主席之时，没有沈钧儒及救国会。对于梁、黄等人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党是赞成的，支持的。在秘密状态中组织不久，梁漱溟被派到香港办报。临行前，梁到曾家岩50号会见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到香港找廖承志。到了香港他见到了廖承志，廖表示很关心此事。香港规定办报要请律师注册，出版印刷要与工厂联系，都要先交一笔钱。以后还要每月缴纳。因带去的钱不多，不能出报，廖承志以一个侨商的名义借钱给他，支持他出版了《光明报》。同时用以向世界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梁先生深有所感地说：“当时中共很需要第三者”。
“张澜是无党无派，为什么能够参加政团同盟？”我问梁先生。他说，张澜在四川有很高的威望，各方面都尊敬他，要他参加是“众望所归”。而张澜为什么愿意参加呢？据我所知，张澜有一颗赤诚爱国救民之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念。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九三五年初，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张曙时入川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四川地方实力派转向抗日立场。张曙时会见了阔别多年的张澜，要他当面劝刘湘站在抗日方面来。二人所见相同，因而议定了一个抗日、反蒋、联共的决策和实施方案。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