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中间集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的自由职业者)走的中间路线(或第三条路线)，即是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另一条则是最进步的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贫苦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走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路线。这三个集团、三条路线经过长期的两种斗争(即敌我斗争和内部斗争)达到一个结局(大陆上赶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也克服了中间集团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王桧林文章的另一部分则在论证中国民主同盟走的是中间道路线(或第三条路线)。因受本刊篇幅限制，先谈谈我们对后一部分内容的意见。
“左”派论者，有的说民盟是一些小党派，“为求自己的生存”而创建的。王桧林则说民盟的“形成”是为了“要求在中国实现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谓是异曲同工。民盟成立时，我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许多优秀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到处奔走，顽强奋斗，多少人为此牺牲，多少人毁家抒难，不懂得我们老一辈同志在创建民盟时忧国忧民的心情，竟指称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或者为了“要求建立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不仅是对民盟，也是对许多老一代同志爱国热情的侮辱。
（二）作者指称“这个党在开始成立时，领导人就宣布他们站在国共之间，力图调和国共两党的矛盾”。这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仅指民盟领导人宣布他们站在国共之间，为促进团结，共同抗战，作了不懈的努力，那无疑是对的。因为团结、抗战是党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特别是促进国共团结，不使分裂，不仅民盟在作，中共也在作的。国共两党的团结，对于坚持抗战十分重要，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为团结抗战奔走努力，正说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共是密切配合，是党的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忠实战友。
王桧林同志的第一句话说民盟是站在“国共之间”倒是可以，因为这是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说它是独立于国共之外或者“之间”的第三者，或称第三方面，均无可无不可；但是与第二句话“力图调和国共两党的矛盾”连接起来，就不对了。民盟曾屡次声明：“民盟对于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在是非曲直之间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
事实也完全证明所谓“和事佬”和“调和路线”等都完全是有意歪曲。譬如：也就在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时候，张澜就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如真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啊!”又如：就在平江惨案发生后，反动派封锁消息。张澜闻讯大为震怒，他向董必武同志说：“他们要封锁，我们就来反封锁，你们不好办，由我来办”。随即亲自出面邀请各界人士在特园举行报告会，请董老来作报告。董老借此机会揭露了惨案经过，打破了新闻封锁，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国民党才被迫有所收敛。民盟整个历史都表明，它与党风雨同舟，是自始至终的，也包括与中共共进退，拒绝了国民党的伪国大和伪宪法，最后被国民党镇压，直到解散。王桧林也包括邱钱牧等把从组织角度提出的概念(如第三者、第三方面、中间党派等等)偷换成政治路线的概念(如第三条路线，中间道路……等等)。还要加上“力图调和国共两党矛盾”等的字眼，把民盟说成和事佬，这个仅是缺乏科学态度，甚至也缺乏地下工作的常识。民盟当时要强调它是站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的立场，不仅是从独立的组织角度出发，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策略上的需要。很清楚，民盟的成立，正是蒋介石在制造反共摩擦加强白色恐怖的时候，那时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了“隐蔽竟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隐蔽埋伏下来。加强统战工作与执行十六字方针是相辅相成的，因而毛泽东电复周恩来，“赞成南方局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