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素有不同看法。对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有的认为是“投降”，是民盟的“莫大耻辱”；有的认为是为了保存实力，转入地下活动，作战略性转移，政策和策略本是政治组织的生命，作为策略看待，暂时的退却亦未可厚非。对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有的认为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是民盟的“新生'，民盟从此才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的则认为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存在这些分岐，不仅有损于民盟历史的光荣，也影响盟内的团结。现在要研究或编写民盟的历史，对这两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澄清。
民盟总部为什么被散，三中全会为什么要召开?这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已谈到这一问题，不妨抄录如下：
“……十月二十七日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本盟为非法团体，并以暴力包围南京民盟总部，企图迫使我们承认它的“伪宪”，同意它的“勘乱”措施，但本盟同志，终始不为威武所屈。于是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乃悍然勒令本盟解散总部。到了这时，不但和平之门早被独裁者关闭，而且一切以合法公开的方式来争取民主的工作，已经无法进行，而不能不另行觅取新的途径了”。
“总括这一年(指1947年)本盟奋斗之经过，我们可以说，本盟始终是坚持立场，始终容忍。无奈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终始以武力为所恃，以人民为可欺。到了今天，容忍已到了极限，我们和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之间，实已到了无法并存的境地了”。(《民盟历史文献》387页)。
这段叙述，说明了以下两点：
㈠，民盟不承认“伪宪”，不同意它的“勘乱”；
㈡，民盟容忍已到了极限，到了无法与反动派并存的境地。合法公开的方式已无法进行工作，不得不另行觅取新的途径。
前者是总部被迫解散的原因，后者是召开三中全会的理由，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因，后者又是前者的果。也反映出民盟因总部坚持与中共共进退的立场：坚决反对伪国大、伪宪法，拒绝参加伪政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合法斗争不可能，就下定另觅新途径的决心。新途径是什么?就是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定。而所有决定，也是过去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所不同于以前者，一是总部改设于香港；二是公开声明与中共紧密合作，共同推翻蒋政权，解放全中国。如果说转折，也无非是指在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大步前进而已。何况这个转折，是在中共帮助下，由留居上海和香港的总部领导同志联系研究，共同决定的，并非一、二人的创造发明。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1947年10月2日，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在《大公报》上大肆诬蔑民盟后，即开始有计划地迫害民盟。除派特务监视南京、上海民盟领导人外，于10月7日竟以“勾结匪军，密谋暴动”罪，枪杀了民盟中常委杜斌丞。张澜除于当时发表严重抗议外，复于次日回答美联社记者谓：“民主终将在中国得到胜利，10月23日，国民党派军警包围了南京梅园新村及高楼门民盟办事处，进出人员均要检查，外出者必尾随监视。25日，南京、上海两地办事处同时再度被军警包围。国民党报纸不断攻击民盟，说民盟“通匪”，“执行中共地下路线”，捏造了许多民盟参加叛乱的消息，迫害民盟的舆论日甚一日，形势非常紧张。27日在沪中常委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章伯钧、叶笃义等开会，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去南京，与在南京的罗隆基一道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撤退特务包围。28日各报载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各地盟员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处理”，黄炎培在途中见报知此消息，他没有返回上海商量，抵京后即与叶、罗一道先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要民盟“光荣解散”。后见张群，向张提出如政府下令解散，无异议，善后一切待商。29日晚报发表美国对民盟被迫之反响，国民党由此不同意政府下令解散，并说“如要政府下令解散，就要逮捕全国盟员”。几经往返，于11月3日始达成预定协议，由黄炎培起草“公告”，黄一人进屋，强迫写公告，罗、叶二人在外，不让进去。主要内容是总部宣布解散，同人辞职。陈立夫说徐带回上海，由在沪民盟中委共同商议张澜签名后公布。4日晚，三名代表在特务“护送”下回到上海，拿出公告说：国民党强调一字不能改，改了就不算数。与此同时，集益里聚集了大批军警，一部黑色轿车堵住大门，两部汽车堵住了弄堂口。ll月5日上午9时，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罗隆基、叶笃义、张云川、陈新桂(列席)等在集益里8号开会。从上午9时到下午3时反复讨论，虽然起初沈、史、张等有点意见，但是谁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谁也无法否定。为了顾全全体盟员的安全，保存民盟的实力，最后决定用主席名义将原稿交报馆发表。 ．
散会后，张澜极为不安。他向我说：民盟要转入地下了。为了掩护总部诸公安全退却，并号召盟员转入地下活动，自己决定承担风险。第二天一早，他写了一份《呼吁》，交叶笃义，陈新桂送报馆发表。《呼吁》的内容是：“昨日本人忍痛通知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且宣布民盟中央委员会解散。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对于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上海《大公报》、《正言报》，l947年11月7日)。这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运用的策略。既宣布民盟总部“解散”，又号召广大盟员继续奋斗。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没有大智大勇，威武不屈的精神是难做到的。在效果上不但没有影响民盟前进，而且使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到蒋介石统治的丑恶。
但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支配下，有的同志认为发表《公告》，是“莫大耻辱”，是“举手投降”。从l952年到l981年初都是这个论调。
列宁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过：“‘左派共产党人’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同志，就在这一年(1921)他们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勒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