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一生正是中国处于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危急，人民痛苦的年代，也是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动荡和变革的时期。在内忧外患境况下，张澜蒿目时艰，忧国爱民，立志于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张澜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个历史时期，显现出张澜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特点。

1903年，张澜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翌年，他学成归国，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随后他在南充创办民立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和端明女塾（后改名为端明女子学堂）。他大量传播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经常勉励学生奋发图强、救国济民。意图通过教育，增强青少年的爱国意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以便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出力量。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600万英镑的合同，实际上将川、鄂、湘、粤四省境内的铁路权益全部卖与外国。张澜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副会长的身份，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群众的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8月2日，在成都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张兰激昂地说：“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国必破约以保路。”继而各地抗粮抗捐的风潮，席卷全川。四川总督赵尔丰惊恐万状，将张澜等人拘捕。张澜面临大刀架颈，洋枪抵胸的险恶局面，却临危不惧，愤怒抗辩，表现了他威武不屈的高贵品质。

民国建立后，张澜被选为国会众议员。在北京，他目睹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竭力复辟帝制。张澜忧心如焚，愤而回川，便在南充积极作反袁的准备。蔡锷在云南高举护国义旗。北上讨袁时，张澜即与川军旅长钟体道一起，在南充宣布独立，川北20余县群起响应，组成川北护国军，张澜任政务长。促使四川将军陈宦宣布四川省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旋即毙命。从反袁的斗争中，使张澜认识到当帝制复辟，民主共和存亡之际，不推翻袁氏帝制，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二）五四运动至抗战前时期（1919.5——1937.6），张澜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亲共反蒋，拯救中华。

1918年，张澜任北京《晨报》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实际领导工作。他聘请李大钊担任副刊编辑工作。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张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而“朦胧地吸收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张澜热情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积极支持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21年，张澜任南充中学校长。他聘请思想进步随后参加共产党的张秀熟担任教导主任。张澜接受师生建议，将学校的校庆改在五一劳动节。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指派教师何珌辉在校内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张澜都热情地加以支持。

1926年初，张澜担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他主张民主办校，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这样，给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中共地下党员杨伯恺在课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阐述阶级斗争的理论。张澜对校内有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不仅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并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使该社编印的《星火》杂志，能及时出版与发行。

1928年2月16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出大批军警，闯入成都大学拘捕学生李正恩等6人（5人为中共党员），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于当日午后无辜杀害。对此，张澜极为悲愤，痛斥国民党与军阀的残暴罪行，当即通电辞职。从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到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到这次事件。这些血的事实，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与丑恶，使张澜对蒋介石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却集中力量打内战，从而促成了张澜的“反蒋”意识。当共产党向全国发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呼吁时，张澜认为这是当前拯救中华的正确主张。张澜感到爱国与联共是不可分的。只有与共产党合作，中国才有希望，因而“他促成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去桂林，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以壮大反蒋抗日力量。”“他又促成刘湘派代表王干青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又派李一氓为代表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等人与李一氓商谈，达成中共与川康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杭日的秘密协定，”（《张澜先生年谱》第80页)这一时期，张澜爱国书义思想要中表现为: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主张抗日，反对内战;联共反蒋，振救中华。

(三)抗日故争时期（1937.7—1945.8），张澜为了民主、团结和抗战而不断奋斗。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此危急时刻，是主张全国团结，加强抗日，还是对日妥协投降，这是检验当时每个中国人或任何一个政党是否真止爱国的试金石。张澜坚决主张举国上下，加强团结，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列底。他郑重声明：“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共同救亡。除汉奸外，凡中国人都应起来负起抗战建国责任。”张澜主动出任四川抗战后援会主任，动员四川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支援抗日故争。1939年，当张澜得悉国民党设立“防共委员会”，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他往见蒋介石，质问蒋：“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同年，国民党在湖南制造“平江惨案”，惨杀八路军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张澜认为这是破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