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慰使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成都独立后，由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特任并派往四川所辖五道的官员，时称“五道宣慰使”。张澜由于在保路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于1911年12月受命由军政府参赞职上转任川北道宣慰使。
1911年5月，清内阁将川汉、粵汉等铁道干路全部“收归国有”并“定为政策”，同时又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把这两条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交给了列强。随即，全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遂组织保路同志军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起了当时全国最早的一个县级革命政权。11月21日，广安蜀北军政府宣布建立。22日，重庆蜀军政府宣布成立。25日，川南军政府在泸州成立。11月27日，成都宣告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12月8日，尹昌衡率兵平定成都兵变，9日重建四川军政府。
在这期间，四川各县亦纷纷独立，地方秩序较为混乱。张培爵回忆道：“重庆独立之交，成都反正之后，全省蠢动，几陷于无政府之状态；陇无耕夫，市有暴客；兵尽为将，匪流为兵；强黠者窃县以自封，宵小者据乡而思逞；公款则罗掘一空，私产亦诛(株）求无厌；一县而有多数都督之称，一乡而有多数总统之号；城与镇交哄，郡与县相角。四川此时，盖糜烂极矣！”[1]
当时，成都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为了“察吏安民，绥靖地方”，将政治纳入轨道，尽快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分别派出宣慰使和安抚使前往各地。据熊克武等人在《辛亥革命纪事》中回忆，成都大汉军政府成立后，“以军兴后地方多扰，议设五道宣慰使以察吏治，至是乃以颜缉祜宣慰川西，张澜宣慰川北，上川南则陈希曾，下川南则李德芳，川边则黄籀青。惟川东为蜀军政府辖境（蜀军政府所派名‘安抚使’张颐），其后，川北、川南宣慰所至皆与蜀军政府宣慰使相遇，画疆而治，不能编（遍）循全境也。”[2]1912年3月11日，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6月10号重庆镇抚府撤废，其后黄金鳌为川东宣慰使。
为规范宣慰使的职责，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还颁布了“宣慰使职任章程”十一条：
第一条本军政府因新旧更代，特就四川各道分设宣慰各使，察吏安民，绥靖地方。
第二条四川所辖五道，每道设宣慰使、宣慰副使各一员，皆由都督特任。
第三条宣慰事宜以左列各项为限：
一、地方官能否称职，均应加具考语，详请军政府分别黜陟。
二、地方官民如有冤抑未平者，应予力为伸雪
三、地方人民如有流离失所者，应即协商，该地官绅设法救济。
四、地方官民有因此次遇难者，应将姓名、住址、年贯调查确实，详报军政府分别旌恤。
五、地方人民对于此次独立又未明了者，应会同该地士绅详为解释。
六、地方中如有对于人民扰害安宁者，应饬知地方官从严惩办。如尚不能制止时，宣慰使得以兵力助之。
七、地方团练如有未经成立者，应饬知地方官会同该地绅商即时举办。
八、宣慰使于宣慰地方，应纳指地丁、钱粮、津贴、捐输、税契及油、酒、糖、肉等捐，须会同财政部所派委员查明确数，将已收者立令报解，未收者饬令地方官及经征委员设法催收。
第四条各道宣慰使，均由都督酌派重兵随行，以资调遣。
第五条宣慰使有节制及指挥军队之权，如遇有紧要事件，并得调遣驻扎本道各军。
第六条军政府从前所派各地讲演、安抚、宣慰各员，均归宣慰使节制，以一事权。
第七条宣慰使对于宣慰事宜所有应须人员，得自行酌用，随时详报军政府存案。
第八条宣慰使于所在地方，遇有急迫事件发生时，得便宜从事，并将办理情形迅速详报。
第九条宣慰使除起程时应须公费由军政府酌予发给外，其中途费用得就所在地方应解款内作正开支，事竣造册详报核销，但不得稍有浮冒。
第十条宣慰使如确有罔法受贿等情，地方人民得向军政府举发。
第十一条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以军政府令随时增定。[3]
1911年底，张澜在成都兵变平息后以川北宣慰使职回到南充。当时川北兵荒马乱，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张澜首先组成三百多人的护卫营，随后在保宁（治今阆中）、潼川（治今三台）、顺庆（治今南充）三府所属各县行使巡察，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社会，改良政治。当时，顺庆府内广安还存在蜀北军政府。为使川北尽快统一，张澜遂与蜀北军政府都督张观风会晤。张观风鉴于“全川既已趋于统一，推翻清王朝之目的亦已达到，乃允撤销军政府。”张澜对其官兵拨给库银四万两资遣回家，使之归农，且发给“勋章状”，以纪念他们对辛亥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张澜又收容整编或资遣进入川北的流散溃兵，安置了保路同志军；召集纯正青年，设立川北团练传习所，以此作为维持地方秩序的武装力量。在这期间，他还不计风险，诛除了当时横行川北二十余县的袍哥二杆旗大爷冉射平，处决了一批为非作歹的恶霸。据《苍溪县志》记载，“清宣统末，四川铁路风潮起，武昌首义，国体变更，影响所及，苍溪全境人心骚然。时川北宣慰使驻阆中，派兵至县，四处镇慑，由是豪恶土匪相率敛迹，遂循正轨，趋向共和”[5]。川北地方秩序逐渐恢复正常。1942年，张澜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川省独立后，成都兵变，人心浮动，乱将蔓延，乃任川北宣慰使，惩奸恶，制哥老，以遏乱萌。其时地方自卫，只有刀矛火枪，复遣散巡防军五百余人，以其后